Ñacahuasu及其周邊地區整體圖像
游擊隊打算當作訓練基地的這個地區，正好處在巍峨的安地斯山脈與平原之間，西部是安地斯山脈的延伸，海拔高度達3000m；東部是潮濕的平原，海拔高地僅有500m左右。聳立的山頭之間是深切的峽谷，行進非常困難(Salmón 1990[1987])。當時主要聚落人口數如下表(Salmón 1990[1987])所示：
聚落名稱 1967年人口數
Lagunillas 932
Muyupampa 876
Camiri 12,871
Florida 280
Samaipata 1,696
Alto Seco 420
La Higuera 296
Vallegrande 7,841
相較於當時西部高地一個重要的人口移入城市El Alto，1967年人口為95,000人，這個區域最重要的新興採油聚落Camiri[1]也只有12,871人，加上前述此區地形常有深切峽谷，不易出現集村狀態，正符合游擊隊訓練基地要求人煙稀少的條件。
這個區域自古就是印加帝國伸展的東緣，游擊隊運作地區的西部有幾個聚落的名稱是屬於Quechua語，亦即印加帝國統治者的語言：Samaipata, Pucará, Incahuasi, Muyupampa, Churo。而此地區東部則多是屬Guaraní語的聚落名稱：Abapó, Ipitá, Ñacahuasu, Iripití等(Salmón 1990[1987])。雖然聚落名稱的語言，並不一定等同於當時居民所使用的語言[2]，但大致上我們可以了解，一開始游擊隊主要行經的東半部區域，居民多使用Guaraní語；最後兩個月行經的西部高海拔聚落如Alto Seco, La Higuera等地的居民是使用Quechua語的。越接近城鎮，居民使用西班牙語的比例和頻率越高。雖然游擊隊的非玻國成員，從1月11日起就開始學習國內最多原住民使用的Quechua語(Guevara 2004[1968]:29)，但被迫提前進入作戰狀態，以及大多數時間都在居民使用Guaraní語的區域活動，也成為游擊隊與當地居民溝通的障礙之一。
雖說這個地區當時農民組織動員的能量非常微弱，但如果從長期的原住民反抗歷史來看，居住在這個區域，屬於使用Guaraní語的Chiriguano印地安人，可是以抵抗印加帝國、西班牙殖民者及玻利維亞共和國政府的鎮壓聞名[3]。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92年的Kuriyuqui[4]戰役，這是Guaraní人民第一次的嚴重挫敗。Juan Tejerina回憶起老人說過，戰役發生時有好幾千人參與，後來倖存者就分散到阿根廷或者高山上去；無論是女人、小孩或成人都被分配或販賣到富人家裡或大莊園裡作工，開始了一百年沈默、分散與服從的時代[5]。一直到1982 年玻利維亞東部原住民聯盟(CIDOB)創立，1987年玻利維亞Guaraní大會(APG，在CIDOB之下)創立，才又開始一個積極組織動員的時代(Estellano 1998)。
就連1952年的國家革命，在一連串的鼓勵土地墾殖過程中，也未能帶給這個區域組織動員的能量。革命後，Santa Cruz的土地並不像西部被沒收重新分配[6]，而是藉由資本的挹注、現代科技與僱佣勞力的使用，從大莊園(latifundia)轉型成為大規模農作企業。特別是Santa Cruz北部區域的居民，從原本以asentado[7]或apatronado[8]方式滿足莊園勞力需求，轉為搭上革命後東部土地鼓勵開墾的風潮，想要擁有自己的土地(雖然大部分土地仍為大企業主持有)，不願忍受甘蔗或棉花莊園的工作，而如果需要現金薪資，就在各個莊園間移動打零工。由於農業革命之後勞力需求增加，莊園經營者認為這樣的勞力形式相當不可靠，加以國家政策鼓勵移民，強力招募來自高地、谷地的農民[9]，以及來自Cordillera的Chiriguano印地安人(Gill 1987)。換句話說，游擊隊當時遭遇的人群，包括藉由墾殖熱潮獲得自己土地的小規模農作者 ，或者在大規模農作莊園間打工的農民或印地安人，也可能是兩種身份兼具者。例如7月1日記載，前鋒部隊昨天所借住的地方是（Piojera河畔）Don Nicomedes Arteaga的咖啡莊園(plantation)，以share crop的方式運作，有六個來自San Juan的農場工人(Guevara 2004[1968]:128)。
而農業革命後建立的工會，一開始相當於一個村社的範圍，由於要共同爭取關於墾殖地的福利，工會還有某種程度的凝聚力。但60年代期間，因為大地主併吞土地情形增加，生計方式由自給自足的耕作轉向薪資勞力後，村社內部因此產生空缺，由高地或谷地來的移民填補。不同來源的移民使用不同的語言或方言，加上經濟分化，以及軍隊的控制，使得工會漸漸失去功能(Gill 1987)。換言之，切格瓦拉當時遭遇的，正好是此地村社組織動員呈真空狀態期間，農民對土地的需求所能帶動的動員能量，似乎還沒有累積到一定程度。不過，這也不代表此地完全沒有組織人群的方式。
自小在Vallegrande成長的玻國軍官Salmón(1990[1987])就指出一項顯著的人群組織方式：家族。例如Vallegrande，建於1612，因位於高地與平原間，成為重要的貿易與商業中心，居民擅長貿易活動，活動範圍遠至Lagunillas及其他城市，並擴展他們的家族聯繫。所以Lagunillas所在的Cordillera地區，特別是城鎮裡面，與Vallegrande有強大的家族聯繫。這點在游擊隊的地方形象經營上有很大的影響，3月23日，游擊隊在與軍方交火時，也誤殺了軍方的農民嚮導Epifanio Vargas[10]，游擊隊成員固然對農民的背叛感到生氣，切格瓦拉還是親自登門向他的繼父N. Rodas道歉，以表示他們不是濫殺無辜的惡魔；但是4月25日，游擊隊與軍方交火時又誤殺了一名農民嚮導Luis Beltrán Rodas，卻不知道這就是N. Rodas的孫子。第二個家族成員遇害，引發了遍佈Muyupampa區域的Rodas家族對游擊隊的憎惡(Salmón 1990[1987]:93) Muyupampa甚至早在4月20日就組織了代表團去見游擊隊，要求和平的生活，卻得到游擊隊認為武裝革命是唯一出路的回應(Salmón 1990[1987]:89-90)。
總括來說，這個區域的整體圖像，是一個地形複雜、人口稀少且分散、族群及語言多元、家族內部與家族彼此之間聯繫強大，但農民工會組織真空、土地需求尚未累積到很尖銳程度的區域，作為游擊隊與地方居民互動的大舞台。
[1]Camiri，是Chaco戰爭以後因為石油開採而新興的城市，有來自各地的移民。因位在Parapetí河岸，在Chaco戰爭時扮演重要的補給角色，戰後軍方亦積極組織發展此城市，促使它因開採石油相關人員與軍隊而持續成長(Salmón 1990[1987])。
[2]比如Muyapampa，根據玻利維亞日記，當時居民是Guaraní人。
[3]例如Lagunillas就是1830年代共和國政府為了抵禦Chiriguano而設置的聚落所發展出的城市(Salmón 1990[1987])。
[4]距今日Camiri 60公里遠(Estellano 1998)。
[5]期間雖然有再組織的行動，比如1936-1947年間的Las Escuelas Indigenales de Raqaypampa，最後因為缺乏資源及莊園主的壓迫而式微(Estellano 1998)。
[6]例如Cordillera當時只有6.7%的土地在Chiriguano村社手上，其中只有一半擁有產權，其餘都屬於大莊園(Estellano 1998)。
[7]為莊園主耕作，提供勞力以換取住處、少量薪水，地主常藉由授與工人土地來擴張可耕地範圍(Gill 1987)。
[8]直接隸屬於莊園主(hacendados)，主要由印地安家庭組成(Gill 1987)。
[9]主要移出地為Cochabamba和Chuquisaca，移民族群身份屬Quechua(Gill 1987)。
[10]Rio Grande附近的土地，過去屬於Guaraní村社居住，墾殖風潮期間，由一個大莊園主賣給墾殖者(Estellano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