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利維亞小書房

Caribbean, Caribbean~

2011-12-03T01:17:00.003+08:00

昨天送出獎學金申請後，剛好趕得上去NYU聽Sidney Mintz演講。像這樣名氣很大的人類學家，還真想看一看他們長什麼樣子，怎麼樣組織想法。

Mintz最有名的著作，應該是學生時期跟Eric Wolf，在Julian Steward的波多黎各計畫下的田野工作，發表為Worker in the Cane。還有後來的代表作Sweetness of Power，書中論點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應該是將加勒比海蔗糖莊園的奴隸制和工業化生產連結，還有英國蔗糖消費市場，從奢侈品成功轉移至勞工階級餐桌的過程。之所以成為人類學裡一本經典的著作，還有具備了跨學科的價值，我想應該是因為，帶入了歷史材料，並藉由蔗糖這一個商品，將分析的框架拉到大西洋的兩岸。

這次NYU邀請他，是為一個研討會作開場演講。NYU近年來想要發展加勒比海和巴西研究，挖了不少好的研究者（包括我們的老師...），蒐集了不少歷史檔案。Mintz的演講，就題為加勒比海的檔案與人類學，NYU的歷史學和人類學系，都來了不少人。

原本我心裡對Mintz的想像，應該是個高壯的大光頭（毫無根據的想像）。到了現場，發現他本人已經將近九十歲，個子小小的老先生。

他的演講，從他學生時期跟Wolf一起去田野、一起寫文章投稿說起。波多黎各計畫始於1948年，時值二戰以後、冷戰開始以前，美國正要積極發展拉丁美洲區域研究，推展「一個美洲」的框架。在此之前，加勒比海的人類學研究一片荒蕪，Mintz說因為這裡太過混雜，對人類學家來說不夠純粹與浪漫，無法發展出漂亮的解釋模型。

他的演講要訴諸另外一種想法，他認為人類學如果放棄了加勒比海研究，等於是放棄了觀察與建立一群混雜人群，如何從頭開始發展社會制度的機會。加勒比海的美洲原住民，在殖民初期就因疫病死亡殆盡，因此成為黑奴貿易與蔗糖莊園的重地。來自非洲的四面八方黑奴，在新的地方成為離散人群，當他們必須透過社會制度互動時，他們抽取各自文化當中的部份材料，漸漸發展出一種奴隸與奴隸之間、奴隸與奴隸主之間都理解、接受、延續下去的方法。

Mintz認為，加勒比海的歷史材料，正好可以幫助人類學者研究這個Creolization的過程，這個新的、混雜的、協調出來的過程，他認為就是加勒比海獨特的現代性。與會的觀眾有許多問題都圍繞在現代性與Creolization上，在歷史學的脈絡裡，加勒比海區域對於現代性的討論，重點在於推翻奴隸生產制度是落後的、封建的這一點上面。許多重要的歷史學著作，致力於連接蔗糖莊園與現代工廠生產相似之處，討論蔗糖生產對於歐洲工業革命與勞工階級誕生的影響，海地的黑奴革命與法國革命的關聯。換句話說是把加勒比海和世界史上的現代工業化生產、革命年代鏈接起來。但是Mintz的說法，等於又把這個鏈結切開，把加勒比海區域獨立起來，成為一個發展模型的實驗室。這個結果令我有點意外，因為和他在Sweetness of Power裡的企圖相比，是相當人類學本位的作法。

他在演講中提到一個有趣的故事，當時他和Wolf，一個在蔗糖莊園作研究，一個在咖啡莊園。對比於蔗糖莊園的密集生產模式，咖啡莊園的勞力需求比較輕度。他們兩個的研究一比較起來，人類學家一眼就可以看出，在類似的混雜環境中，面對不同的勞力需求環境，奴隸們便發展出兩種不同的擬親制度。但是，缺少概念工具，將社會和文化區分開來的歷史學家，就搞不懂為甚麼。

看來，即使對這位以歷史研究著稱的人類學者來說，歷史和人類學還是只有淺淺片刻的重疊阿...

利馬第十九天

2011-01-25T09:11:00.001+08:00

今天是最後一個正式工作天，休息了一個週末，出門前特地給自己振奮了一下精神，告訴自己要認真面對最後一項預定工作，然後滿載而歸？！今天拜訪的是秘魯研究學社（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簡稱IEP），它成立於1964年，為一研究型的非政府組織，主要研究取向是社會科學。它算是我的論文計畫中，屬於比較後期的一個重要研究機構，同時，他也是目前秘魯最活躍的出版機構，甚至超越公私立大學，所以我一直還蠻嚮往去那裡參觀的。

IEP的成立元老，裡頭有幾個在美國、秘魯赫赫有名的人類學者，以及民族史 (ethnohistory) 學者。成立在1960年代後段，不管是在世界性的思想與運動風潮，或是秘魯本國的時代氛圍中，IEP初期的視野就帶有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對二戰結束以來現代化理論的批判。同時，IEP也正好接收了秘魯1960年代末因為大學法的改革，而失去學院位置的一整批社會科學者。同時間接收這批社會科學者的，還有1968-1975年間，Velasco左傾的軍事獨裁政權，所成立的社會動員體系（SINAMOS）。政權下台後，這個國家型研究機構也解散，但IEP仍然毅力不搖，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秘魯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非政府組織，接收了這群受社會科學訓練的學者，從事關於地方發展的相關研究。

在寫這篇日記的時候，剛好看到阿何的版上，在討論一些關於台灣的社會科學研究生，畢業後的就業問題。有人提到一個想法是，台灣的社會科學畢業生，或許可以集結力量籌措資金，成立一個社會運動或社會實踐的智庫，我就覺得跟我看到IEP等非政府組織，好像是相似的概念，覺得很有趣。有時候也許體制內的就業管道變窄，也是另一個可能性的開拓，只是如何像IEP這樣能做到研究質與量皆優良，甚至成為國內指標性的研究與出版機構，除了秘魯某段時間教育體制本身的不完善外，似乎還有很多可以問、可以學習的問題。目前我所觀察到的，是IEP在1960年代末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界定了「秘魯的國家問題」，因而一躍成為學術與反省風潮討論的中心。我們有沒有幾個，大家都同意的「台灣的問題」，也是可以引發社會正面迴響的呢？

回到秘魯～雖然是最後一天，我依舊陷入了在豔陽下走路的困境。罪魁禍首應該是Google map，我前幾天用它找了IEP的位置，今天下車以後，原本信心滿滿以為只需要走四個街口就可以清爽地到達IEP，結果門牌號碼硬是差了有1000號，也就是說我雖然沒有迷路，但要在同一條街上往回走十個街口，流了點汗，喝了不少水，在心裡嘀咕了一下Google map，但好在沒有像上次走那麼久，路上障礙那麼多。IEP也是在一個古式的房子裡，雖然到處都用心地整修過，但露天的中庭就讓人可以一眼辨認出來。IEP的線上目錄系統還算是完善好用，並且大部分的研究報告都有全文PDF檔可下載，算是很大方。但圖書館也還是需要付費使用，除了第一本書以外，於是我就在那裡借了第一本書，請館員幫我複印了其中幾頁，最後還是在書店買了很多書。

回程的時候，因為不想走遙遠的回頭路，我就憑著方向感，到了一條大馬路上坐公車，往常回旅館我都坐往Arequipa大道的車，今天居然坐到了繞往海邊的車。北邊的海岸，正好是我不曾來過的區域，我就趁此機會，又多認識了利馬的另一個角落。回到賞花區，選了一家平常覺得有點貴的餐廳，因為天色還亮著，服務生就請我坐在戶外的位置，我點了名為辣雞（Aji de la gallina）的利馬名菜，其實結果也不過就是很像咖哩雞飯的東西～一個中學生模樣的擦鞋人經過，看到我藏在桌子底下的鞋很髒，問我要不要擦個鞋，我依照慣例想要拒絕，卻坐在那裡好像也逃不掉，他一邊拉開椅子一邊說，1 sol.就好，我點點頭。

說到擦鞋，我還記得六年前在玻利維亞的拉巴斯，遇到一個故意哄抬價格的擦鞋人，一般人擦鞋只要一塊玻幣，他硬是跟我收了十塊。我記得當時那件事情讓我很難過，覺得自己像是被騙錢。我也記得我當時穿的是戶外運動鞋，根本沒什麼好擦的，就覺得更嘔。這一次我穿了像皮鞋的短靴，一方面是因為紐約天氣太冷，另一方面是我已經知道，拉丁美洲人到正式場所還是習慣穿皮鞋。我前幾個禮拜依然拒絕了許多擦鞋人，這次快要離開了，他也沒有惡意哄抬價格，我想好吧。他看我連哪隻腳都不知道要先擺上擦鞋凳，就知道我從來不擦鞋，他說可惜阿你看擦了這鞋多漂亮！他來自庫斯科省的小城Urubamba，因為現在放暑假，所以來利馬賺外快。

他離開以後，我穿著擦得亮亮的皮靴，吃著咖哩雞飯，在結帳時，又來了一個兜售口香糖的小女孩，可能是因為對前幾天發生的事件的一種補償心理，我向她買了一條口香糖，是熱帶水果的口味，酸酸甜甜。我看到她在對街的石椅上，和一起賣糖的夥伴坐著吃午餐，想著這些孩子可能很多都從外地來，賺大城市裡的外快，不知道他們暫住在這個城市的哪裡？每天賺的錢又夠不夠他們在這裡的消費？Jaime也提過他的家鄉在高原上，來到利馬工作以前，他有三十幾年沒有看過海，他說，那裡放眼望去都是土地（tierra）。也許就是因為存在這樣尖銳的問題，拉丁美洲的社會科學，才這麼多采多姿。想來想去，還是趕快離開這個，讓我看起來好像很有錢的餐廳。我穿著擦的晶亮的皮鞋，準備回程。

利馬第十七天

2011-01-23T09:06:00.003+08:00

今天也沒做什麼正事
也實在是身體和精神上都比較疲倦了
睡到十點才起床
吃完早餐摸一摸就到了中午

今天先往南走一小段
到海邊的購物中心去逛逛
其實除了海以外也沒有什麼特別吸引我的東西
我站在購物中心的最外圍聽海浪打在岸上的聲音

然後再往北坐一小段公車走一段路
去逛一間有舊書的書店

這個區域San Isidro是距離市中心最近的高級住宅區
因此走起路來不用太擔心
書店也很多不愧是許多教授居住的地方
所以傍晚回家時我身上又背了一堆了書
我開始正式煩惱這二十多本書要怎麼帶回米國

在中式餐廳看著足球賽等著吃晚餐時
有位老先生可能以為我是店裡的人
還問我這裡有沒有咖啡還是只有茶
我聳了聳肩請他問服務人員

週末的賞花區有很多小朋友會來賣小東西或乞討
因為這裡是比較高檔的消費、商業區域
有個小女孩向我兜售口香糖
我像平常一樣說不用謝謝
通常孩子們都不會再繼續追問
因為還是有其他人會買

今天小女孩卻一直拜託我
我有那麼一秒心想為甚麼不呢？
但是看到口香糖的包裝那樣陳舊又搖了搖頭
時間一拖久店家就出來趕人了
算是被半推出門的小女孩
應該是怎麼樣也不明白為甚麼我有錢在餐廳裡吃飯
卻不肯跟她買條口香糖
臨走前看了一眼我正在看的智利對烏拉圭的足球賽
對我大喊那是智利又不是你的國家中國
（智利在螢幕上縮寫為CHI）

其實我自己也不是那麼明白
是買還是不買
大部分的觀光客都不會買
會買的很多是秘魯當地人
不知道小女孩從哪來？
怎麼從這城市的其他地方來到賞花區的？
是一路搭小巴士便車順便在車上兜售口香糖嗎？
若賺不到錢回家是否會被爸媽責罰？

我也不明白這個混血的城市的角落裡
是不是還隱含著對華人的不滿或歧視
雖然中國也不是我的國家
但也就罷了連前日裔總統藤森在當地的外號都是El Chino

不明白的事情很多
但我只是希望
不因為膚色或長相
而被別人期待要從事某種特定的行為罷了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一直都想回自己的家

利馬第十六天

2011-01-22T09:46:00.003+08:00

今天總算順利地進了國家檔案館，終止了連日來的碰壁。秘魯自十九世紀初獨立建國以後的檔案，都擺放在個法院大樓的一角。不知道為什麼是法院？也許是跟法律訴訟的文書檔案本來就特別多，或者是法律訴訟也很常利用到過去的檔案紀錄？總之，除了少數的研究人員外，檔案館裡好像還有其他的一般民眾來來往往，在辦理手續。

前幾天的一個心得是，檔案通常可以顧名思義，因此在國家檔案，就必須找跟中央政府相關的東西。大的分類上來說，和大部分國家都很類似，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各有各自的檔案。而行政的類別下，就有一些我感興趣的東西，我先挑了名為「原住民事務」（Asuntos Indigenas）的檔案目錄來查看。原住民事務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經歷了行政單位上的變革，但有趣的事情是看它被放在哪個行政單位下管轄，瞭解一些中央政府看待原住民事務的邏輯。對不熟悉拉丁美洲行政傳統的我來說，竟放在部會名稱發展部（Ministerio de Fomento）下，感覺很有趣。

此部的名稱後來經過幾次更動，但可以看出原住民事務一直和勞工、產業、社會福利、公共衛生等關係密切。換言之，原住民被中央政府視為重要的潛在勞動人口，但是生活境況較差，需要投入資源來改善。檔案館似乎還沒有編目出跟教育、文化相關部門的檔案，我無法作同時期的對照，看看原住民事務是否也在教育、文化部門成為重要工作目標，但目前可以觀察到的是，1940至1970年代初期，許多應用人類學者參與的大型計畫，都是在這些部門的需求與支持下成型。

我調閱了其中一個檔案匣出來看，管理人員請我戴上橡膠手套來閱覽，好像是為了避免手上的細菌縮短紙張的壽命。一戴上手套後，就會一直流手汗，我的手還算小已經很好了，我看斜對面坐的一個大個子，手套裡好像在作桑拿浴。而我，今天剛好碰上生理期的第一天，感覺不太舒服，但一想到旅程快要結束，也只好撐著點繼續讀。說實話，看檔案的當下，大部分時間是有點無聊的，除非你一直動腦。因為書寫這分檔案的人，他的讀者可能是政府機關首長，或者只是一份塞進檔案櫃裡不會有人看的報告、報表，所以項目很瑣碎詳細，用詞也很公式。但是經過這樣一輪無聊的過程之後，才真的可以大致整理出，究竟當時推動的一些計畫、工作，目的是什麼，又用什麼方法與工具，做了哪些事情。說到工具，檔案裡真的會有，某計畫採買了打字機、僱用了幾台車子，總共多少錢這樣的東西。

今天主要閱讀的檔案，是隸屬1950年代一個大型應用人類學計畫Puno-Tambopata，大部分是人類學者寫給秘魯上級行政單位的報告書。Puno-Tambopata計畫據我粗淺的理解，應該是想要紓解高原地區的密集人口至雨林低地的計畫，今天看的報告書裡，大多是前製作業，對的的喀喀湖鄰近的高原地區，作非常廣泛的初期速寫。報告書的編排，大致也是依照人類學親屬、政治、經濟、宗教四個分支，但是特別強調經濟生活與親屬—政治組成，理由是可以幫助計畫後續發展時，更快找出有利某社群的產業發展資源（例如土地財產權現況調查、工藝、農牧活動紀錄等），以及透過既有人際網絡來推展工作。這些人類學者也同時協助博物館蒐集當地的工藝品，如果我沒有誤會的話，應該是以購買的方式取得；博物館也請人類學者幫忙評估，手工藝如何在當地發展為制度性的產業。例如該如何引進更好的紡織技術，如何設立教學工作坊，如何成立手工藝者的合作社組織等等。我想起昨天念的考古學與發展一書，原來類似的想法，有一群人五十年前就開始著手進行。

在這種快速的、大範圍的人類學式普查工作下，田野並不像一般人類學，可以和社群長久生活相處來進行。主要的田野方法就是群體訪談和個人訪談，並有一定的指導手冊來主導問題的方向，而受訪對象則是請社群的接頭者幫忙召集，以講西班牙語的受訪者為主，所以大部分都是男性，報告書中也說明這樣的方法是有所限制的。如果不從人類學本位的倫理來批判這件事情，我覺得有趣的是，那個時代究竟是什麼樣的氛圍和思考方式，讓人類學者（而不是後來比較為人所知的經濟學者）在評估、研究有關「發展」的問題上，扮演重要的地位？為什麼大家覺得人類學擁有比較好的工具，來解決這個問題？而經過了1960, 70年代的反省與批判，後來的人類學者在參與類似的地方發展計畫時，觀點和方法上有什麼改變？

勉力地在這些泛黃的打字機紙張中，擠出一點可以繼續思考的東西，檔案室裡安安靜靜，難得被打斷。下午進來了一位先生，好像是想要調閱關於過去移民局紀錄裡的護照檔案，卻發現檔案館經過多年還沒有編目完成。他相當火大地一直碎碎念，對著館方的服務人員碎碎念，也想對著我碎碎念，但我不用假裝也真的聽不懂他在念什麼，只覺得很吵，很想專心繼續看我的檔案。看來歷史研究真的有一種不被瞭解的孤獨，對著檔案館破敗的體制和破敗的檔案紙張，有想說出來但別人都不想理解的無奈，我只希望我以後不會變成這樣。

利馬第十五天

2011-01-21T10:34:00.002+08:00

最近的日記比較精簡了，是因為常常碰壁沒事情可寫？或者也是因為初來乍到時那些新鮮的刺激，漸漸轉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檔案館的警衛記得我了，洗衣店的小姐也認得我了，中菜餐廳的服務生也是，進去時還會消遣我一下：「想來妳現在對利馬很熟了喔？」，Jaime先生很忙的時候，我也會自己動手端早餐了。

但是碰壁的情況今天依然持續著，第三度來到國家檔案館，順利地領到研究証，看了一下效期共有三年，相當令人振奮。接著我請問檔案館的服務人員，秘魯獨立建國後的檔案是在哪一間可以查看？因為他們還有分出殖民時期的檔案部門。她親切地告訴我，喔，是在法院大樓（Palacio de Justicia）喔～對阿！我怎麼會忘記，來的第二天學長就交代過我，獨立後的檔案是在法院大樓……。我記得法院大樓雖然也在舊城區，但走起來滿遠的，這下怎麼辦呢？不然先去附近的另一個私人檔案館看看好了，你看我現在出門都有備案。

Riva-Aguero檔案隸屬於昨天去的天主教大學下的一個基金會，以一位對他們建校初期貢獻良多的歷史學者來命名，檔案和圖書館也在他過去的宅邸裡面。雖然只是一個私人檔案館，但因為私校財力雄厚，購買了不少的檔案，和我特別相關的是兩位考古學者的檔案，我看過線上提供的目錄，相當豐富。上次來的時候大門深鎖，這次總算開了，在門口稍等了一會兒，圖書館的館員卻告訴我他們最近不開放，警衛幫我打了電話問檔案管理人員，檔案部份也是一直要到三月才會再度開放，暑假果然是很多機構重整目錄的時間。好在我已經很習慣承受這種打擊，想起昨天和天主教大學的那位助理聊天，他說他禮拜一早上去了國家圖書館，也是看到大門上貼一張條子說什麼閉館到二月之類的，可是同一天的下午，我卻順順利利地進去了，看來連當地的研究者都很難摸透這些圖書館、檔案館的行事風格阿。

昨天晚上跟學長聊到這件事，學長也是對秘魯的圖書館的封閉性格，很不以為然。他說，這裡真的沒有那種大眾圖書館的理念，可能也是因為書本身算是昂貴的消費，而且很多書經常只出一版，所以圖書館也特別小心在保管，而不是流通上。真的人算不如天算，我回到家後仔細一看，才發現網頁上其實有公告，但這網頁我起碼前前後後來看了七八次，就硬是漏掉這個消息。不只我一人，我在書店裡找書的二十分鐘裡，起碼有五個人來問一樣的問題，想要進圖書館和檔案館，我看那個服務人員都快抓狂了。前面說到秘魯很多書只出一版（其實包括我去過的玻利維亞也是），所以來到這裡就要有心理準備，看到好的新書就要馬上買下，不然一年後就只能在圖書館找到。我在這裡的書店居然發現許多年代比較久遠的出版品，很開心地一本一本抱起來，最後結帳時大概買了近300 sol.的書，服務人員終於開始眉開眼笑。

抱了這麼多書，我就打算下午也不去別的地方了，回到賞花區的星巴克，坐下來看看書，也有一些有趣的收穫。上次碰到從秘魯歸來的plutol曾經聊到，她們去秘魯北部海岸幫忙考古挖掘工作時，地方政府、媒體及居民對挖掘成果的重視，還有她們在庫斯科碰到當地考古遺址導遊，聊了關於考證照的事等等，我就很好奇，考古挖掘和地方對觀光業、地方發展的想像有什麼樣的關聯？今天買到的一本書，標題就大喇喇地寫著：考古學與發展，裡面的篇章提到，在1980年代以前，秘魯的考古工作多限於科學研究用途，但自八零年代末起，特別是1990年後，考古遺址搖身一變成為觀光景點，並有帶動地方就業的潛力。

我想八零年代以前，幾個特別的例外，就是馬丘比丘，可能還有納斯卡，從1960年代起就大力推展觀光業。它們都位在利馬以南的位置，觀光客可以從利馬開始，沿著海岸向南先到納斯卡坐小飛機，接著喝國酒Pisco，然後到南部大城Arequipa，接著往高原前進至庫斯科，配上馬丘比丘行程，最後到的的喀喀湖。而1990以後，則以利馬以北的海岸地帶特別興盛，要推出一整條和南線可以媲美的觀光路線。資金進來以後，工作很多，包括考古遺址的維護與研究，博物館的建立與展示，地方居民的訓練（交通、食宿、手工藝紀念品製作與販售），其他硬體設施的支援等等。先期，國際和中央政府的資金比較多，接著慢慢地地方政府及NGO也表示有興趣參與。在後光明之路的秘魯，大家繼續問著地方如何發展的問題，或者更精確地說，什麼是對環境、地方居民友善的永續性發展。我們真的已經在一個後發展的時代嗎？

利馬第十四天

2011-01-20T09:14:00.001+08:00

在利馬停留正式到達兩週時間，漸漸開始浮現「見山不是山」的狀態，就是開始會想，到底原本計畫的那個題目，做不做得起來呢？會有此疑問是因為，我原本定的題目範圍很大，又算是相當近代，可以用的資料簡直數不清，我開始覺得自己可能需要再把問題聚焦一些，否則會變得太龐大無法收尾，也沒辦法寫成一個頭尾相連、邏輯相通的研究計畫。算是從一開始什麼都很有趣，都想吸收的階段，慢慢進入覺得要重新整理、重新思考的階段。

連日小小的不順利，也讓我變得很不想出門，每天出門都有不好的預感，覺得今天大概又進不去計畫中的地方，那麼備案是什麼，如此這般。今天的目的地是利馬首席的私立天主教大學PUCP，一個我們系上即將畢業的學姐，在裡面工作，一邊完成她的論文。我寫了e-mail給她，她很熱情地邀請我去辦公室談一談，正好我也想順便拜訪他們的圖書館和社會科學系所檔案室。而我所謂不好的預感是，昨天，我在他們圖書館的部落格上，看到消息說因為圖書館正在整修，所以不開放給外賓。我前想後想，去試試看吧，但為了保險起見就順手抓了一本書放進背包，以防真的沒事作無聊。

通過大門口訪客管制的關卡後，他們告知我的確無法進圖書館，除非請學姐帶我進去，我一看手錶，離和學姐約定的時間還有三小時，實在不好意思打擾她，就決定先進校園走走再說。校園圍牆裡面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世界，天主教大學感覺起來學習環境相當好，校園也很美麗安詳，草坪上甚至有鹿走來走去！後來學姐告訴我，這邊不遠處以前是一個動物園，如果我沒有聽錯，當時大學校方跟動物園借過鹿來幫忙除草？後來動物園要搬走了，就留下幾隻鹿送給大學，然後牠們就繼續在校園裡生活繁衍了起來，目前好像已經到達有四十多隻？

我先去了社會科學系所自己的檔案室，網頁上介紹說它們保存了1960年代末起，社科系所成立開始，相關的學術活動之統計數據，當然也包含一些文字檔案，至於畢業學生的論文則存放在社科圖書館中。檔案室的先生告訴我，這裡也是圖書館管轄的一部分，因此我還是必須拿到總圖書館的許可，才可以進檔案室開始研究，但的確應該會有我研究相關的資料。眼見無計可施，我就從包包裡拿出書本，在草坪邊選了個長椅，開始看起書來，學生三三兩兩地經過，算是讓人可以安心坐著的環境。值得一提的是，中間還有一位媽媽向我問路，我是曬黑了點，但已經到看起來像當地大學生的程度了嗎？

書看完了三、四章，終於到了和學姐約定的下午三點，洗了把臉提振精神，不曉得會有什麼收穫呢？學姐的辦公室所在的部門，是研究事務處，我雖然不太清楚這到底是個研究部門還是行政部門，但感覺起來似乎資源很充沛，學姐手下還有一、兩個研究助理和行政助理。辦公室裡燒著薰香，學姐又特地用英文跟我交談，讓我放鬆了一點。我們也閒話家常了一陣，聊我來了多久，聊系上老師的近況等等，接著慢慢進入正題。

學姐也說我的研究興趣聽起來範圍很大，她說她覺得我應該善用自己母語是中文的優勢，來尋找在秘魯的研究題材，這在現有的拉美研究中非常缺乏。我想她應該對中華文化如何進入到秘魯的大眾文化中的現象，非常感興趣。比如說，她告訴我過去雖然一直有中菜餐廳的存在，但近年來，特別是從利馬往北的海岸地帶，中菜餐廳chifa（廣東話「吃飯」之意）變得非常流行，演變成速食文化的一環。又比如說，雖然她自己對政治不太關心，但她印象中小時候，爸爸媽媽這些大學教授，曾經收藏一系列西班牙語的毛主義書籍。她說不曉得這些東西飄洋過海來到秘魯，是怎麼開始選輯、印製、流通的，1960年代末起，以及1970年代，大學校園非常流行這些東西，也引發了學生運動，光明之路游擊隊的興起可算是最極端的例子。

我看情況覺得，她應該對我原本提的題目不是太有興趣，就暫且收下她的好意，也做了一些筆記。誰知道呢？或許有一天會變成有幫助的東西。之後，學姐請她的大學部研究助理，帶我在校園裡逛逛，順便交換一些兩地學習的心得。這個助理雖然只是大學生，但是已經在檔案館作過非常多的研究，他的研究是關於殖民時期的宗教審判，我想他應該也對申請到美國唸書有些興趣，於是我們就開始西、英文交雜地聊關於我們系上的事情，還有我在利馬生活的感想。結束時他送我到校門外，我們握手的時候，我感覺到這個男生的手掌居然皮膚比我還要細，想來應該是好人家的小孩。

結束了不知道算不算是有收穫的一天，我坐在回程的巴士上，觀察巴士駕駛與助手的生活，成為我每天放空腦袋時最大的娛樂。我覺得，巴士的助手根本就是萬能，因為交通情況很複雜，駕駛必須要專心操縱方向盤，所以助手就成了他的方向燈和後照鏡，當駕駛需要靠邊時，助手會以手勢和口號告知後方來車，我要靠邊、請你減速。助手也是收票機和路線圖，你要在哪裡下車問司機可能不清楚，但問助手就什麼都知道，有盲人、老人小孩要上下車，助手也會幫忙攙扶。此外我覺得巴士助手應該都是超靈敏的運動員，巴士開的很快又緊急煞車靠站時，助手也要同時拉開車門放行乘客，有時他們大概半個身體懸在車外，也沒見過有誰被甩出去。每隔一段距離，巴士公司就會派員來登記旗下巴士通過的頻率，此時助手會順便丟一個銅板給登記員，登記員通常用手上的寫字板就可以接住，是不是一對很好的投補組合？只可惜秘魯不流行棒壘球。晚餐吃著速食chifa餐的我。一邊看足球比賽轉播一邊這麼想著。

利馬第十三天

2011-01-19T08:31:00.002+08:00

今天是利馬市建城467週年的紀念日，雖然各大機關照常上班，我卻自行宣佈放假，因為連日來的碰壁遭遇，讓人想要逃避一下，出去走走。今天去了上週四原本預定要去的海邊，利馬市南區的海邊。現在正是夏日好時光，學校放暑假，年輕人、小朋友都在海邊瘋狂度日。地陪學長聽了我連日來的遭遇，表示出瞭解的神情，不過有些事情就是這樣，也只能耐心等待。說著說著，我們一邊走向賞花區往南的方向，往太平洋的方向。沒想到我住的旅館離海這麼近，大概走個十五分鐘就到，難怪傍晚吹起的海風這麼舒適。

看到太平洋時，我們人正踩在賞花區最著名的購物中心：Larco Mar的頂樓。Larco Mar整個建築體鑲嵌在臨海的峭壁之上，看到寬闊的藍色大海，想到家就在大洋的那一岸，雖然海上有些污染的痕跡，心情卻也慢慢好了起來。我們沿著海岸的公路往南走，地陪學長相當盡責地繼續解釋城市發展史給我聽，這條海岸公路，果然像我第一天猜想的一樣，是切了部份的峭壁，填了一部分的海，近二十年間才慢慢蓋成的。在原本的計畫中，公路會從利馬都會區最北邊的Callao，一直到南邊的Chorillo，但是目前北方還少了一大段。因為北方海岸的幾個區域，還有許多貧民住的新發展社區，要蓋公路，就必須把這些人和房子都鏟除才行，學長說這是一個社會過程，已經不只是工程和錢的問題。

而中、南段順利開通的路段，近年來沿途蓋滿大廈式的高級飯店、採光通風一流的新式公寓，還有私人豪宅，全部都是貴森森的房子，停著高級轎車。學長說是這幾年秘魯經濟大景氣的結果，錢潮投進房地產興建，但沒有人知道是不是有這麼大的上層消費市場來支撐，許多公寓仍掛著「出租」的牌子。我第一天所看到海邊充滿了興建工程，則是秘魯中央政府近年來投注大筆經費，興建海濱公園等硬體設施的現象。有蓋好的部份，和我記憶中洛杉磯的Santa Monica海灘很類似，學長說也有以巴西著名的Copacabana海灘為仿效對象。和洛杉磯一樣是個沙漠都市，公園草坪上的澆水器，還有大型的噴水池，三三兩兩的棕櫚樹，坐在草坪上作日光浴的人。

但也不是所有的海灘都往這個方向前進，賞花區往南的下一個區域Barranco，其海灘就是以復古風、波希米亞風為號召。Barranco在二十世紀初期，就是利馬上層階級的夏日渡假區。當時他們的平日住宅還在舊城區，夏天就到這邊面海的房子渡假，多霧的利馬冬天則是往東邊的山區去，爬到霧的高度之上去享受冬日陽光。因此，Barranco面海的峭壁上，架著古老的橋樑與走道，讓當時來渡假的上層階級，可以拾級而下。現在，Barranco的那些古典老房子，多變成嬉皮、藝術家等的聚集地，或者是餐廳咖啡館、青年旅館等；而Barranco的海灘也漸漸平民化。現在，有錢人將車再往南邊開，去平民沒有辦法去到的海灘渡假。學長說，就像紐約的Coney Island（位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搭地鐵就可以到達，是一般市民夏日渡假的去處，以海灘、兒童樂園、熱狗攤著稱，就是我部落格名稱後面的圖畫）和Southampton（在長島最東端，必須開車才可以到，是紐約上流社會的夏日渡假區）一樣的差別囉。

我們從早上十點半，一直走到下午四點，除了中間停下來吃中飯，還有補充水分、稍事休息以外，都一直在晴空萬里的海邊走路。學長說，現在你更認識這個地方了吧？的確，用腳一步一步走是很有感覺，離開喧鬧的、因工程而黃沙滾滾的海灘，走上峭壁的頂端，就開始是貴森森的住宅區和餐廳，安安靜靜的太平洋景色，然後越往城市裡面走，是越便宜與擁擠。可以望海的房子，正成為利馬市最流行的住宅，讓人忘卻以前很多海濱區域幾乎都是窮困的漁民、新移民居住的地方。利馬，這個面海的城市，正在馴化它的海濱。

利馬第十二天

2011-01-18T10:00:00.003+08:00

前幾天講skype時，媽媽問我Jaime先生既然是旅館的老闆，為什麼沒有請人幫忙打掃、作早餐呢？看來媽媽的社會經驗還是比較充足，我漸漸發現，Jaime先生應該不是老闆，而是老闆僱請的人～這兩天開始，每天早上都會有一位高個子，膚色比較接近白人的年輕人，坐在櫃台用筆電，我剛開始以為他也是客人之一，因為他的髮型和衣著看起來就很像在流浪的背包客。經過多日的觀察，我想他是老闆！他坐在櫃台的時候，Jaime先生就可以專心照料餐廳這邊的早餐事宜，但是我也感覺到，老闆在的時候，Jaime先生似乎比較安靜嚴肅。這麼一來我才想通，我剛到旅館時，就感覺輪班接待大家的Jaime和Robert，都不像是熱愛衝浪到在自家牆上畫一堆衝浪圖的人，因為我覺得衝浪很花力氣，有在從事這項運動的人，應該會又高又壯才是。但Jaime和Robert的個子都不比我大多少。

今天，帶齊了兩份介紹信、證件照、護照正影本，又要再向上週五失敗的國家檔案館前進。明天就是利馬建市紀念日，平常安安靜靜的總統府廣場，最近每天都有樂儀隊的排演，我也跟眾多路人遊客一樣，停下腳步來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這種印象，樂儀隊應該是軍隊編制裡面，一個面向大眾的「面子」。高中時雖然因為討厭那種嚴苛的身體訓練，所以編盡理由從儀隊的甄選中逃跑，但大家幾乎都很瘋自己學校的樂儀隊。帽子幾乎蓋住了一大半曬黑的臉，所以身型挺拔、動作俐落整齊才是學妹們覺得「喔～好帥氣！」的重點。不曉得是每個國家軍隊訓練的傳統來由不同還是怎的，我總覺得秘魯的儀隊動作相當鬆軟輕柔，還是難道，我自己的軍國想像太強烈了嗎？

想著想著，已經繞過總統府側面，到達國家檔案館所在的走廊。國家檔案館似乎經過幾次的搬遷與火災，不翻書我也不記得是什麼時候搬到現址，但它位在相當有趣的一個位置。整個大的建築體中間有一個透空的走廊，走廊的對面，是郵局與電報局，應該有比較長的的駐地歷史，因為中間的走廊全部都在賣明信片。現在當然是賣給觀光客，就在旁邊可以直接寄出，但我猜想應該在此之前，也是賣一些郵遞用品的小攤。

檔案館的警衛還記得我來過，確定我帶齊了文件，開始交代我複雜的申請研究証步驟。我先穿過賣明信片的大嬸們，到走廊另一頭的一個小小窗口遞交我的介紹信，有多小呢？大概就是可以穿過一份早報的大小…。我彎腰將信件還有我的話語伸進去，負責的女士向我再要了一份副本，然後幫我蓋章，收走其中一份。回到警衛那裡，他引我進檔案館的閱覽室，閱覽室的女士拿了一份表格讓我填，請我到樓上繳費後，收走了我另外一封介紹信、護照影本和照片，然後溫柔地對我說，明天就可以來拿了喔～聽到這句話的我猶如五雷轟頂，什麼？！還要等到明天？！那我今天不就又白來了…。回到街頭繼續站著看閱兵，我腦袋一片空白，真是欲哭無淚，現在身上也沒有多的介紹信了，不可能進去其他新的檔案館、圖書館，要怎麼辦呢？只好又回到老地盤，國家圖書館去，窩了一個下午，度過這慢慢開始失去耐心的一天。

利馬第十一天

2011-01-17T10:56:00.003+08:00

今天是禮拜天，連賞花區的大街都變得稍嫌冷清。近中午時，我抱著電腦到星巴克，花了四個小時搜尋、瞭解關於下週要去的機構。

走出咖啡店，已經是下午三點半，今天的天空，異常地陰暗，吹起涼風。我回到旅館，Jaime訝異地看著我問：你今天有出門？怎麼我沒看到你出門？你今天沒有起來吃早餐喔？！太好了，他記得旅館裡每天發生的大小事情，至少有一點有人會關心我的感覺。

要去洗衣店領衣服的時候，聽見微弱的滴滴答答聲。利馬居然下起了雨？！正當覺得自己還有些幸運，碰上難得的利馬之雨，坐回床上想繼續寫明信片，雨聲卻已經止息。

穿著海灘褲的人，帶著沙的身子，提著光榮的衝浪板，準備踏上歸途。新聞頻道說。秘魯前幾天剛開幕了一個水上樂園，裡面有個池子可以模擬海浪，讓衝浪初學者練習。

如果不是只剩一個禮拜，我真想買雙海灘涼鞋。

利馬第十天

2011-01-16T09:51:00.002+08:00

昨日初次體驗就驚為天人的大都會巴士（Metropolitano），在我昨晚睡前隨手轉到的新聞頻道裡，赫然驚見其實昨天壓死了一個人的消息，晚間還有故障的事件。我雖然聽不太懂，但我猜想那人應該不是乘客，因為月台基本上是和車道完全隔絕的，這個人難道是想橫越快速道路嗎？今天我又二度搭了這個巴士，我漸漸發現其實利馬人也很多是第一次乘坐，站務人員忙著跟大家解釋路線，乘客東奔西跑以找到正確的月台。如同剛通車就問題連連的台北捷運文湖線一樣，大都會也是秘魯新聞媒體緊盯的對象。

今天的任務只有簡單的兩項，一是回去周三讓我鎩羽而歸的國家文化博物館，確認一下我想要的檔案是不是在那裡，以及進檔案研究的相關規定；二是去拿昨天照的大頭照與沙龍照。禮拜三那天收到的訊息是，圖書館和檔案館正在重新編目，沒有開放，但我回家以後一想，我為甚麼沒有至少去問一下，裡面大概有些什麼？這樣我回紐約怎麼交代？於是今天又得再去一次。這個博物館的週邊，真的是我最討厭又必須來的一個區域，一切我都可以接受，只有在豔陽的炙烤下，路上牆邊沈積多年的尿騷味，蒸騰而上，讓我有點作嘔，只想趕快離開。

我想我大概慢慢抓到了利馬這些文化機構的邏輯，或者說歷史檔案保管存放的邏輯，光是有自己的研究興趣是不夠的，來之前要先作一些功課，知道這個機構本身的歷史脈絡，也才會知道它們可能有哪些方面的檔案，可以提供哪些協助。檔案館就像其他機構一樣有層級之分，很多時候可以顧名思義。國家檔案，一定最多是關於中央政府，博物館檔案則是關於博物館本身，以個人命名的檔案，大半時候是這個人留下的手稿、通訊。若是考古學家，則會留下很多田野工作的手繪紀錄圖，個性仔細一點的，甚至還會留下挖掘計畫的收支紀錄！昨天在圖書館看了一些資料，今天去博物館詢問就變得順利許多，至少和我談話的人可以清楚知道我想在這裡找到什麼，算是小小的進步～

我也順利地拿到證件照和老派沙龍照，自己看到了以後仍舊在大笑，感想一是這家修片技術真好，把在利馬又曬黑的我，修的白裡透紅？！感想二是這真是我最好的旅行紀念品了，大概十年二十年後看到這張照片，都還會想起那個狼狽的中午，在利馬的小照相館硬要擺出一個老派的優雅姿勢的時刻～

依舊是艷陽高照的一天，既然中午就完成了預定的工作，下午想要盡情地逛紀念品店，當一個無腦觀光客！回到賞花區，據說這裡有一條赫赫有名的手工藝品街（Av. Petit Thouars），就來盡情地逛吧！賞花區的這條街，少說有十個大型的手工藝品商場，有的是室內商場分割成二三十個小攤位，有的是露天商店街的形式，裡頭各有五六十個小店家，此外街上還散落一些小小的獨立藝廊。換言之，全部都走完的話，應該可以逛到六七百攤吧！沒想到當觀光客也是挺辛苦的，這些手工藝品的同質性很高，特別是機器生產的那些種類，因此看到最後，我都有點恍神，心想「這家我剛剛是不是有經過？有嗎？」此外因為競爭激烈，幾乎大部分店家都會很熱情地招呼，問候語包括Linda（美女），De que parte es?（你從哪裡來？）Adelante或是Pase no mas（進來看看），Una cosita?找什麼東西嗎？少數更直接說Precio bueno～（給妳開個好價錢～），這種招呼真讓人逛起來壓力倍增阿。我到最後練就了一個功夫，是稍微瞄一眼就大概知道這家可能有什麼，沒有興趣就不要停下來看，不然就得多花力氣來推辭了。

結果到最後，我的幾樣東西都是在售貨員沒有主動招呼我的狀況下買的，有的是小小的藝廊，手上正忙著包裝要出貨的東西，有的是老闆娘正坐在路邊吃一碗麵，有的則是很安靜害羞的售貨員。暈頭轉向了一陣，大概知道大部分手工藝品的價格光譜，還有自己比較喜歡哪幾個商場，下週要回家前再來最後的採買吧！下午三點多，毒辣的太陽通常都已經消失，適合到戶外走走。我去了不遠的一個考古遺址Huaca Pucllana參觀。這個遺址的規定是要跟隨解說員帶隊，即使西班牙文解說我大概只聽懂四成，但在夏日傍晚的涼風中，爬上高聳的金字塔遺址這件事本身，還是令人感到開心。我想我真的沒有當考古學家的敏感度吧～

利馬第九天

2011-01-15T10:45:00.003+08:00

隨著我在這裡的日子，即將到旅程的一半，那種小小撞牆的感覺依然沒有退去，我想是因為我幾乎每天都在摸索不同機構的規定和邏輯。今天依舊是C/P值較低的一天，回到青年旅館，負責人Jaime照例問我今天如何，看我一臉不太順利的樣子，他還說你該不會被搶了？！我說那倒是沒有，只是到處都要我申請研究証，每間要的證件都不太一樣，所以今天又白跑一趟，只好下週上班日再說囉。他一邊拖地一邊說，會的，下個禮拜會順利的。我一邊吞下水瓶裡的氣泡礦泉水，一邊心想希望如此，另外一個我則在想到底是誰發明氣泡礦泉水這種難喝的東西？而我又為甚麼在超市的貨架上拿錯了呢？

今天最大的收穫，應該是嘗試了利馬市最新的大眾運輸工具：大都會快捷巴士（Metropolitano）。這個巴士通車應該還不到一年，來之前，去年暑假來作田野的米國學長稍微跟我提過，但他是那種認為與其花時間通勤，不如多花一點錢坐計程車的人，所以他當時沒有去坐。另外一個身為秘魯本地人的學長，因為太久沒回來了，所以也是一臉不清楚要怎麼坐的樣子。計程車坐久了，我慢慢發現計程車和大都會巴士都跑利馬的那唯一一條快速道路，而大都會巴士又有自己的專用道，一定比計程車在那裡鑽來鑽去坐起來舒服，因此心中暗暗決定要找一天來坐看看。

今天預定的行程是舊城區的國家檔案館，因為上次尖峰時間坐小巴士的經驗太痛苦，我又不想花錢坐計程車，便決定來查查大都會怎麼坐～我開始研究它的網站，雖然之前看過一兩次，但因為那時對城市的路名不熟悉，根本不知道會經過哪些站，現在大致瞭解了，很快就確定旅館和檔案館附近都有停靠站。接著便開始看票價，雖然沒有標示票價怎麼算，但跟捷運系統類似，是使用預先儲值的卡片，亦分普通票和學生票，學生票應該是透過學校取得，上面會有名字和照片，普通票在車站就可以購買，第一次購買的卡片裡面至少需要儲值5 sol.。

買了卡片刷進站後，我發現是不論距離多遠，進站即扣款一趟1.5 sol.。這樣想想其實非常有利於南端新市中心（我所住的賞花區）與北端舊城區的通勤，因為坐普通的那些小巴士也是1.2-1.5 sol.不等，而且速度與空氣品質、噪音品質、安全品質都優上許多，難怪票卡上會寫著「利馬乾淨又漂亮！（Lima esta linda.）」，但缺點是不像小巴士那樣站牌密集，下車後還是需要走一點路，或者很多路（為我下午的遭遇預埋伏筆…）。難得在神清氣爽的狀態下很快地到了舊城區，我悠閒地走著，主廣場附近今天的氣氛不太一樣，為了迎接下週二（1/18）的建市紀念日，正在搭建活動用的舞台等等。當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利馬上岸時，正好是現在利馬蔚藍的夏日天空，他們沒有預料到這裡的其他季節，將會被霧霧灰灰的天空籠罩。

花了一點時間找到國家檔案館的門口，熟練地拿出我的護照與介紹信，向守衛說出來意，我經過昨天一天的準備，大致瞭解了國家檔案館的檔案內容，原本心想應該可以順利請教到可用的檔案資料。此時，守衛也熟練地向我複述申請研究証的規定，其中一項是我要自己帶證件照過來。真該死，來之前學長的確提醒過我有些機構會要照片，而我也帶了一些兩吋的過來，只是今天就沒帶出門！因為之前去過的地方都沒有要求過。由於不想白跑一趟，我想就在附近找一家照相館來拍照吧～進了小小的照相館，很快地說明我的來意，服務人員說，中午拿可以嗎？我一看錶，現在也已經十一點半了，這麼厲害？！拍照的過程才真是有趣，秘魯的證件照一組下來，除了正面的普通照片外，還附送你一張稍大尺寸的 “沙龍照”！攝影師拿出一個小小的台子，先請我轉過身側對鏡頭，接著把雙手手肘靠在台子上，兩隻手十指交錯，然後把下巴擱在上面，接著臉轉回來面對鏡頭，微笑～僵硬的我在心裡大笑了好幾聲，阿我的天哪！！這應該是我媽媽年輕的相簿裡那種沙龍照姿勢才對！！我真是太期待洗出來的照片了～～　

結果中午可以拿照片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其實老闆說的根本就是明天中午…。明天是禮拜六，拿到照片，檔案館也沒有上班，那也就算了，但現在我該怎麼辦才好呢？原本想去下週一預定去的另一個檔案館，可能是因為中午，也沒開門…。我先找了一家店吃午餐，一邊盤算再度碰壁的一天，要怎麼收場才行。想來想去，原本想要明天去的國家圖書館，改成今天下午去吧～國家圖書館我已經摸清楚，應該可以安心作正事，也可以在那裡先看一些下週要去的檔案館的介紹與規定。那要怎麼去呢？我記得那附近也有一個大都會巴士的站，既然花了20 sol.買了儲值卡片，就來大用特用吧！心裡有點不安，要不要找個網咖先查一下google map看巴士站到圖書館要走多遠呢？但舊城區的網咖又不太普遍，阿算了如果真的很遠，再叫一下計程車吧！

我在我記得的站名下了車，看了一下手錶，是下午的一點五分。我問車站的人員知不知道圖書館的方向，他搖搖頭，我往四周看了一下，坐計程車時記憶的地景還很熟悉，應該就是這一站，也應該是往那個方向沒錯，我就開始前進了。幾個大的學校、賣場都可以讓我確定，我已經離圖書館越來越近，可是怎麼一直都還沒到？！此時我覺得好像應該要放棄，叫個計程車，最後一線希望是請教一個公司的警衛。他說，圖書館是這個方向沒錯，但有點遠喔，你看，橫跨了眼前這一座橋，一直過去還有另外一座橋，我問，那大概還要走多久？他說，嗯，過去大概再三四個街口吧。聽見三、四個街口，我的信心又回來了，加上他好像也沒有勸阻我走路過去的感覺，我就決定那就繼續走吧！行人橫跨橋，特別是在開車加速不眨眼的利馬市，真的是一件蠢事，但我發現也有不少人跟我作一樣的事，我就跟著他們一起小心通過，離我已經約有一百多公尺遠的警衛先生，還不時用響亮的口哨聲喚我，並大動作地揮手給我指示，往前往前，對！好像他是教練我是五百障礙選手一樣。

我汗流浹背，一邊走一邊不停地喝水，大賣場的電子看板上顯示現在氣溫攝氏31度，我心想我一定是瘋了。冷靜地想一想，利馬市的街口（cuadra）是這樣算的，一個街口內算是同一百號的地址，例如cuadra 1就是這條街上100-199號的房子，如果你要去200號，就在 cuadra 2下車。如我熟悉的商業區，不管是賞花區或是舊城區，因為建築密集，一個街口的距離是很短，但是這一區（San Borja）是新發展的市區，動不動就是獨棟別墅和超大賣場，一個街口的距離超長，三、四個街口那就是有夠長@@...我好像是一個奇怪的研究者，老是把力氣浪費上想要試試看新的交通方式上。

終於，在手錶顯示一點三十五分時，我看到了熟悉的圖書館門口，為自己奇怪的、想要走路過來的堅持畫下了句點。圖書館的下午，如我所願的寧靜和平，雖然不算是什麼突破性的進展，也是有一點收穫。傍晚六點準備回家，門前的Javier Prado大道簡直就是個大停車場，我中午走了三十分鐘的路程，連小巴也開了有二十分鐘。我這次變聰明了，搭小巴士去大都會的車站，告別塞滿車的大停車場，跳上毫無阻礙的大都會巴士，在毒辣的太陽下山以前，回到了家。

利馬第七天

2011-01-13T10:32:00.002+08:00

不知不覺竟也在利馬過了一週，經過昨天的打電話事件，Jaime先生終於知道我為什麼要一住住這麼久，為什麼回家後領了筆電就躲在房間不見人影，為什麼總是只問去博物館的路（而不是去衝浪或馬丘比丘！！）。而我也開始瞭解這個城市的小巴士系統，因此今天又是節省交通經費的一天～每天花上來回約一個小時通車，又多觀察到一些利馬的交通現象，比如說，利馬的三輪車騎乘者位在車的最後面，而載物的部份在前面，這樣似乎比較省力？但安全程度感覺好像比較低？因為沒有靠山的感覺～又比如說，在台灣騎單車最大的困擾，就是單車跟摩托車共用最右邊車道，遇到計程車和公車停靠的時候，就很危險。利馬的其中一條主要幹道Arequipa大道設計似乎比較好用，大馬路最中間是連綿不斷的小公園，小公園最中間就是雙向腳踏車道，每天上演搶客及停靠割喉戰的小巴就不會危害到單車騎士的安危。

今天出門的目標，是去舊城區的國家文化博物館（Museo de la Cultura Peruana）。這個博物館於1946年開幕，是我論文計畫所涵蓋的時代中，前半段相當重要的組織，博物館出版的館刊，也是當時人類學、考古學最重要的發表園地，經過昨天向兩位檔案管理員請教後，他們也認為這裡的檔案、藏書最符合我的需求。來到舊城區，我自然地又繃緊了神經，這裡的商業、交通都非常繁忙，殖民時期發展出來的道路也比較狹窄，加上行人的組成比較複雜，雖然不至於感覺危險，但也放鬆不下來。博物館位在舊城區較邊緣的位置，因為是建館時新蓋的建築，自然不在舊城區殖民時期的巷弄裡頭。整個博物館像是在重新蓋一個考古遺址，有美麗的石雕立面，雖然我還是辨別不出，這是屬於哪個古文明的特色。我在裡面停留了可能只有一個小時？原因是，他們的檔案館、圖書館正在重新編目，一直到三月才會再重新開放？！我只好告訴自己，這應該是個好現象，代表我下次回來時，可能有比較便利的目錄可以用？希望是這樣。

既然進不成圖書館，那只好當個普通觀光客。因為它離其他的觀光景點比較遠，整個早上似乎就只有我一個觀光客？！藏品看起來雖是以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的蒐集為主，但大致上還是以 “大眾藝術” 的角度在安排藏品。大部分都沒有社會文化脈絡的解說，年代也有遠有近，被放在一起的藏品可能只有功能、形制相似，其中甚至還有部份展品出借給我第一天去的國家博物館（Museo de la Nacion）。我心裡真是納悶，到底是收藏真的就這麼少，還是沒有整理、展示的經費呢？如果說，是我來之前自己把這些 “國家博物館” 想的太聲勢浩大了，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是那個時期的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研究，已經比較沒有物質文化蒐羅的行為？是都跑到歐美的博物館去？當時的那一群人，到底在作些什麼事呢？他們的 “學術生活” 包括哪些面向？考古學似乎在物的流向上比較清楚，遺址的現地也可能是另外一個方向。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的工作，除了透過文字紀錄（包括檔案、期刊），似乎就比較難追溯一些。

正中午出了博物館大門，平白多出一個下午的時間，我盤算了一下，可以去書店仔細找一下近年社會科學出版的新書，順道去以前的國家圖書館（現在改為市立圖書館）瞭解一下情形。書店El Virrey就位在舊城區主廣場（Plaza Mayor）旁的巷弄裡，是學長們最推薦的利馬市書店。木頭的地板，木頭的書櫃，摸起來似乎都有點年紀，書架上滿滿地依序排著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政治科學、文學等分類書籍，我側著頭一本一本看著書名，最上面的架子還得搬木製小梯子來看。書店老闆看我手上有的一兩本書，問我對什麼有興趣，然後推薦了幾本我也一直想要找的書。我繼續一本一本地過濾著，挖到幾本1980年代末期的出版，相當有趣。在拉丁美洲逛書店總是我最開心的時間，通常都會有很多驚喜，因為和台灣的社會科學的關懷，以及出版模式都有些不同，而和書店老闆又好像知音，看他們掏出一本又一本的驚喜給我，他們也很驚喜一個台灣來的人對這個有興趣。

扛著五本書，走在豔陽下、空氣不好噪音連連的舊城區街頭，我開始有些後悔沒有買個書店的帆布袋，加上飢腸轆轆，我感覺自己的手臂應該快要斷掉了。在小店裡等著吃中飯的時候，看見一男一女用手語溝通，想起作墨西哥考古的老師說，她會對空間還有圖像特別敏感，大概是因為她父親聽不見，所以她小時候第一個學的語言是手語，因此對符號（sign）特別敏銳。我想起自己小時候異常害羞與愛哭，遇見親戚朋友時，總是躲在爸媽身後。爸媽對於買書給我們看特別慷慨，暑假若沒有出門，通常都是租一堆漫畫小說回家看。幼稚園時有一回，爸爸的工廠初五開工，帶著我一起去領紅包，工廠的會計小姐因為我正確無誤地讀出某張報紙上的新聞標題，特別稱讚了我一下的這件事，我也不知為何一直都還記得。畫面裡是工廠建築綠綠的顏色，紅紅的鞭炮、紅紅的紅包袋，還有黑白的報紙，跟從大人身高的高度傳出來稱讚的聲音。這樣說起來，我對文字跟書本比較自在，可能是有原因的吧？自己安慰自己一下。

市立圖書館因為隸屬國家圖書館分支，我很順利地不用重辦證件就可以進入，這裡的書架是開放讀者自由取書的，因此包包必須寄放，而且竟然連筆記本、身上的其他書本都要寄放？！社會科學的藏書，除了經濟學與政治科學外，顯得相當稀少，而且藏書的狀況比較差，許多書因為重複翻閱，即便是不到十年的書都已經出現脫頁的狀況。但也由於是自由取書，這個圖書館有一個有趣的規定，進入閱覽室後，館員會給讀者一個L型的號碼牌，以及標示著同樣號碼的小表格。做什麼用呢？你看到想拿下來翻的書時，要把號碼牌插在那本書所在的位置，然後在表格裡填上這本書的索書號，這麼一來，不但讀者可以輕易地把手上的書放回架上正確位置，省去館方重新上架的人力，便利其他讀者馬上接續閱覽同一本書，而回收表格後館方也可以統計大家的用書狀況，真的是一個很便利大眾閱覽的設計！

在這裡讀了兩本比較有收穫的書，一本是人類學者Degregori對於秘魯人類學教育的研究，我這次大部份找到很有用的書，都是他寫的。目前為止，我感覺秘魯的社會科學者都很把自我檢視當一回事，他們會真的用社會科學方法（例如歷史、統計資料、訪談、參與觀察等）來研究自己的社會科學發展（過去、現在與未來）。我看到Degregori寫道，秘魯最有名的私立大學PUCP的圖書館硬體設備如何進步，而最好的公立大學San Marcos一百個人如何只分配到三台電腦，且他們的圖書館目錄又是如何傳統時，不禁笑了出來，想到我這幾天一直在認真碎碎念各個圖書館、檔案館的差別，就覺得這個人真的跟我有差不多的興趣，可惜聽說他近年身體非常差，很有可能隨時去天國，希望我下次回來時還有幸能拜訪他。

另一本書也是個人類學者寫的，裡面就比較多個人的想法理念抒發多過 “實證研究”。但我翻到其中一個部份，談人類學者和光明之路游擊隊真相調查的關係，覺得是有趣的。之前boa跟我稍微提過，他覺得秘魯的人類學者介入光明之路的研究和真相調查這個現象本身很有趣，經過這幾天我慢慢覺得，光明之路時期對秘魯的人類學界，應該帶來了地震一般的效果。1940一直到1960年代早期，無論是秘魯本身的人類學者，或是研究秘魯的外國學者，很大一部份是在現代化理論的潮流下，來想怎麼樣對高原上的被研究者「比較好」。1960年代末起，一直到光明之路崛起的1980年之間，國際間開始有依賴理論、馬克思主義對現代化理論的批評，以及尊重少數族群的聲浪，社會科學包括人類學，開始慢慢多了一些不一樣的反省的聲音。光明之路發源地，就是在高原省份上的一個大學的哲學系，同樣是受到這個潮流的滋養，並加上這些教授、年輕學生自己對社會的觀察與批評。

另一方面，北美的人類學研究中，並沒有在光明之路一開始崛起時，就察覺這股社會力量，後來引發了很多的檢討聲浪。秘魯的人類學一直以來又與國家擺置高原印地安人的計畫密切相關，當光明之路引發了週邊許多的殺戮事件，國家不禁要問人類學家，這群你們理應最認識的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大家最常提到的一個例子，是1983年有七個媒體記者進入高原的一個村落採訪，卻被有武裝自衛組織的村民逮捕，村民經過會議後認為他們是光明之路游擊隊派來的，決議槍決他們。這件事在全國引發軒然大波，當時政府指派了後來（201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尤薩為真調會召集人，人類學者在此中扮演了 “翻譯” 的角色，現在國家對於此事件的詮釋帶有濃厚的人類學色彩。主要的論述是指出，秘魯歷史上就一直存在兩個國度，互相不瞭解的國度，互相不平等的國度，而這個村落的決議遵循了他們一直以來的議事方式，即使真正執行槍決的幾位村民如今還沒有出面接受審判，但大眾輿論不應該只譴責這個村落殺了人。換言之，人類學者盡可能地站在他們研究對象的那一邊，將所謂的真相，用人類學的視野來脈絡化。

光明之路真的像一個強力的引線，爆炸出許多極端的對立問題，新的、舊的。我坐在傍晚尖峰時間悶熱的小巴士裡，聞著很差的空氣，聽著此起彼落的喇叭聲響，感覺一陣疲勞與厭煩。車行過了舊城區後，車流比較順暢，窗外也吹來比較新鮮的空氣，也鬆了一口氣。

利馬第六天

2011-01-12T11:30:00.002+08:00

昨天一整天縮在電腦前搜尋目錄，回家後又連著打日記，還寫了幾封需要花腦力的e-mail，因此到了睡覺時間，幾乎是碰地一下就倒在床上。早晨聽見旅館的動靜，再也睡不著時，也還不想起床，因為感覺還有些腰酸背痛，也是有點想要逃避工作。今天預定的工作，是要打電話給博物館，跟館長秘書預約時間，請館長許可我進入圖書館作研究。聽起來似乎只是一件小事，而我有時候真的也很受不了自己，給陌生人打電話，特別是用不熟悉的語言，簡直就像要我的命，雖然真的打了也覺得沒什麼。

我有多麼的龜毛呢？首先，我吃完早餐後回到房間，重新看了一次Lonely Planet上說明利馬怎麼打電話的段落，心想，我應該先問旅館可不可借我用電話？還是直接去買電話卡，在路上打公共電話呢？然後又不安地坐在床上，先在筆記本裡寫下這通電話裡需要用到的西班牙文句子，接著東摸西摸了半天，終於決定還是要把這件事解決才行，逼著自己出門去！旅館的負責人Jaime先生，看了一下我要打的號碼，是屬於利馬的室內電話，就很有義氣地直接幫我撥了電話，問對方會不會講英文。對方當然說不會，Jaime先生再轉過頭來問我，那，你會講一點點西文對不對？我點頭，他就請對方講慢一些，然後把電話遞給我。在旁邊等了一下，確認我沒問題了他才走掉。秘書說，你要進圖書館不用許可，帶著你的介紹信和證件來就可以啦！我心裡一陣狐疑，那麼好嗎？那上禮拜六為甚麼館員要我去申請許可呢？但我還是謝過她，決定直接殺過去見招拆招～

這個博物館所在的位置，附近的路和社區比較單純，我也去過一次，因此決定都坐公車來回，省一點經費。所謂的省，說明如下，公車一趟大約是1.5 sol.，計程車會收到10-15 sol.不等（基本上計程車都是7 sol.起跳）。差別是公車因為要以量制價，會走最熱鬧的路線，因此尖峰時間可能要多花一倍通車時間，而計程車喜歡則走利馬的那一千零一條快速道路。只要不趕時間，路線不複雜不怕迷路，且不用在偏僻的社區走路，加上問路現在又是我最專長的西班牙文，坐公車實在沒在怕的～

就像我昨天說的，每個機構，真的都有它的性格。今天去的這個博物館，是秘魯的國立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博物館。建築體是殖民時期留下來的，建國獨立英雄San Martin和Bolivar都住過，館前的廣場就命名為Bolivar廣場。雖然我前幾天對它的展示大失所望，但說真的是滿喜歡這個地方的，博物館的外牆是暖暖的黃色，一進門一樣有一個大大的中庭，博物館的展示室就圍著這個中庭成一圈，參觀者可以坐在中庭草坪邊上的長椅，享受悠閒安靜的夏日時光，我今天還看見一隻鮮紅色的小鳥～

在門口的警衛，知道我的來意後，很熟練地收下我的護照，給我一張圖書館的閱覽証，真有這麼簡單嗎？果不其然，圖書館裡的先生說，我還是不能走進圖書區，要什麼書他可以調閱給我。我雙手一攤，有苦難言，怎麼每個人說的都不一樣？也或許是我的西班牙文表達太有限，沒有溝通到真正的需求和問題。在暫時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我決定先看一看他推薦給我的一本書，其實也是非常有用，是早期重要的秘魯考古學者Tello寫的秘魯國家博物館的演進史，裡面用了很多博物館本身的檔案，我決定等會兒來詢問一下。

這個圖書館小小的，閱覽區也小小的，可愛的木桌椅挨著半開的老玻璃窗，隨時可以感受到外面的陽光、微風和鳥叫，而目錄就是我上次提過，木頭抽屜裡滿滿的陳舊的紙卡，分類為期刊與圖書，搜尋的依據只有一種，就是作者的姓氏。不像昨天的國家圖書館，有比較現代的圖書管理邏輯可以摸索，線上目錄可以用關鍵字、標題、作者、機構名稱、年份等來快速過濾所需。而這兩大櫃的木抽屜，我看，除非有特定的書目要找，或者要作某幾個特定學者的研究，否則，就只能真的蹲在地上一張一張翻了……。

很快地，到了下午一點，博物館的午休時間，我走向圖書館旁邊的餐廳準備午餐，兩點才能再回到圖書館去。我一邊用仍舊破爛的西班牙語點餐，一邊計畫著下午應該至少問出哪些想知道的事情來。同時，餐廳裡的人越來越多，大部分都是博物館的職員，他們有的提著自己的午餐盒，到這裡找個位置，和熟悉的朋友一起談談笑笑，有的直接熟練地到櫃台領餐點，看來這裡主要還是員工餐廳呢！好吃的午餐也是員工價，6 sol.而已。我之前問過路的服務員，圖書館的館員，大家都走進來了，沒有人特別在意觀光客（所以有幾個老美就走了…）。和之前去的私人博物館不一樣，那裡面的餐廳，是我也吃不起的高級餐廳Orz，服務員還會用英文幫遊客拍合照…聽著滿餐廳的笑語，我想如果有一天還要再回來這裡作研究，似乎也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應該是一個，花時間相處就會有人際收穫的溫暖地方吧。

回到圖書館，我決定要鼓起勇氣問博物館有沒有自己的檔案。館員說有阿，就大聲嚷嚷地喚對面檔案室的負責人出來，我稍微說明自己想看看檔案的目錄，瞭解大致的內容，負責人又把我送到另一個小房間，裡頭有一位女士坐在電腦前，專門提供對於博物館檔案的諮詢。她熟練（但有點小聲又太快）地背誦出博物館檔案（archive）的幾個收藏（collection），以及它們各自所涵蓋的年份，我好像鴨子聽雷一樣只聽到幾個關鍵字，模糊地感覺到這個檔案可能比較早期。接著她問我比較詳細的研究興趣，我先說明了時間點是1945-1980，然後再舉幾個例子，她似乎比較理解了，接著也大聲嚷嚷圖書館的館員進來，問問他館藏是否有關於這方面等等。他們一致的結論是，我應該去另外一個文化博物館，會有比較晚期的檔案，而另一個較新的私人研究機構，則會有比較多的書籍，因為這個博物館很久沒有繼續買書了。

我還是不想放棄，想確定她剛剛提到的幾個收藏，我有沒有錯過什麼。她讓我稍微等了一下（等到我都不確定自己剛剛是不是聽錯了，其實她沒有要弄給我看這樣），開了電腦裡一個Excel檔，讓我看幾個收藏的表列，包括年份，以及它們的檔案號碼等等。我抓住機會抄下一些名稱，順便再跟她確認一次這些檔案是關於什麼，終於比較確定，對我可能有用的檔案，主要還是關於這個博物館早期的建制。然後再向她請教，要進檔案室研究，需要哪些文件和申請程序等。走出小辦公室，我總算比較鬆一口氣，至少沒有空手而回 >____<

接著，我計畫繼續跟這個幾乎沒有目錄的圖書館搏鬥，想說開幾個抽屜來看看，至少會對他們的藏書屬於哪種性質，年份如何，有一些概念吧。我有個印象是，二十世紀中期，重要的人類學、考古學著作還是發表在一些機構的期刊上，所以就先以老期刊為目標，隨便填了兩本1952年的期刊，請館員幫我調閱。館員似乎鬆了一口氣，我這個傢伙終於要認真借書了，不是一直問奇怪的問題。沒想到這兩本期刊讓我看的心花朵朵開，誰說這裡沒有我要找的東西？遍地都是阿！

這兩本期刊本身性質不太一樣，一個是博物館辦的學術期刊，刊載當時最新的在秘魯的各種社會科學研究進展，即便當時的「最新」，在今日看起來都是草創，某個考古遺址的初步發現、某個大型民俗學計畫的工作進度等等。另一本則是同時期的印地安主義（indigenista）機構的刊物，因為政治特色較明顯，就是要解決印地安人該如何融入秘魯主流社會的問題，因此文章處處充滿「社會問題」：嚼古柯的問題、教育的問題、土地與財產觀念的問題、醫藥問題，同時還有1950年初期，這個機構支持康乃爾大學進行應用人類學研究的內容。所以我想這個圖書館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挖，下次再回來，就是要跟它耗時間了。

連著兩天和不同的機構搏鬥，真有點累，感覺自己與利馬的蜜月期已經提早結束。應該要找一天再休息一下，恢復一點旅行中悠閒的感覺。

利馬第五天

2011-01-11T09:38:00.002+08:00

今天早餐的果汁，是木瓜加芒果～青年旅館的負責人Jaime先生一樣精神奕奕，手腳俐落地一人應付紛紛來到餐廳吃早餐的房客，一邊還可以開心地跟大家說笑。經過我五天以來的觀察，我覺得他其實真的一整天都很忙。這間青年旅館開放24小時check-in，晚上不知道是幾點過後，一直到早上八點，是由另外一個年輕人幫忙站櫃台。八點過一會兒，Jaime先生就提著剛買的新鮮麵包和水果來到，把水果洗好切好丟進果汁機裡，麵包附上切成小塊的奶油，以及一小罐事先分好的果醬，等果汁和麵包送到面前時，他還會問我們要不要喝咖啡或茶～吃完以後我們端到流理台上，他又開始忙著洗一堆的餐具，然後迎接陸陸續續進來吃早餐的房客，一直到十一點為止。這期間，房客會紛紛準備出門，有人要向他問資訊，有人要寄放貴重物品在保險箱，有人外送乾淨的毛巾過來。

等到房客紛紛出門後，下午Jaime先生又開始打掃客房，浴室、垃圾桶、地板、床舖都重新變得整整齊齊。傍晚五、六點，旅館一樓的電鈴又會紛紛響起，他回到櫃台前迎接回來的年輕旅人們，向他們問問今天旅程是否順利。我今天早上坐在廚房的吧台吃早餐，看到他把自己的早餐微波好以後，先蓋了起來放在一旁；我想起昨天大約四點回家，廚房的爐子上也還煎著他的午餐，真不知道，這樣忙碌的生活節奏，別人的週末假日就是他最忙的時候，是怎麼一天天過下去的？不過看他每天都真誠幽默地忙碌著，我想他應該還滿喜歡這個工作的吧，而且真的很敬業…。

到郵局寄了明信片，在銀行領了錢，今天的計畫是開始比較仔細的圖書館工作！這幾年唸書作研究下來，我自己的瞭解是，我對陌生的文字比對陌生人有一點辦法，所以選擇了讓自己不會那麼緊張的歷史學來念。如果說人類學的田野開始難在找到一個進去田野的人際網絡，以及讓這個社群瞭解、接納自己的研究身份；那我想歷史學的，是在於瞭解每個機構的細部程序，摸索它們建立目錄、歸納圖書的內部邏輯，還有在不舒適狀態下可以久坐的耐心，例如為了保存紙張，室內溫度通常控制的比較低，例如不能喝水吃東西，例如椅子很難坐、燈光不夠亮等，或者還有影印機卡紙帶來的憤怒感。

昨天下午在星巴克翻閱了一期秘魯國家文化部的雜誌，當期的內容是在談秘魯文化部維護國家考古文物、歷史檔案的決心，機場海關、公私郵政體系都被納進這個計畫中，防堵外國研究者、觀光客將考古文物、歷史檔案帶出秘魯國境，並教育在地居民不要販售真品，以及鼓勵他們參與登錄國家遺產目錄行動。這麼一來我才瞭解，為甚麼國家圖書館的門口警衛森嚴，進門前警衛會先弄清楚你要去哪個部門，進門後所有的讀者都必須申請閱覽証（填表格、繳費、拍照），書並不是放在書架上翻閱，而是每件都要寫表格請服務人員幫忙領取，出門前警衛會檢查你的包包，若有書則會再拿出來檢查一遍。另一個相關的現象是，在博物館買的手工藝品都會特別標註，是某某博物館的仿製品等，以免觀光客通關時被為難。

通過了門口的把關，我進到第二層關卡，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學校介紹信以及護照，說明我要申請研究閱覽証，櫃台的先生很客氣地拿給我一張表格填寫，陸陸續續，又來了兩三個和我類似身份的人，我感覺櫃台先生的禮貌似乎快要崩潰，他對著第三個秘魯的年輕人說，嘿～聽著～你要帶這種介紹信來好嗎？然後把我的文件舉起來給他看。經過一番折騰，包括表格的邏輯我不太能理解，包括我不會背青年旅館的電話號碼，包括我有的鈔票面額太大，他們找不開，附近又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沒法換開，包括我連自己的姓怎麼用西班牙文字母拼出來都講錯，終於最後，我拿到一張全年度使用的閱覽証。接著，我順著自己過去進圖書館的邏輯，想找一個可以坐下來用筆電上網的大廳，徹底地搜尋一下館藏目錄，因為館設的電腦都是短暫利用型的，沒有椅子可以坐。走了兩層樓，好像沒有這種東西的存在，每一層樓的守衛先生都看著我在那游來游去地，我就決定先到報章期刊室乖乖坐下好了。

坐下以後，從背包拿出筆電，期刊室的管理人員招招手要我過去，跟我說，館內使用筆電要先到樓下櫃台付費2 sol.喔，還有，請你在這裡登記簽名，然後把閱覽証給我，你的包包需要寄放在那邊的櫃子裡。我慢慢開始有點瞭解利馬公務員的性格，如果你一切都按照規定來，他們會很優雅地對你微笑，但是如果你大喇喇地偏離別人的行為模式，他們的優雅就會崩潰，正色告訴你，給我這樣做好來！狼狽地發覺自己破了許多規矩，我手忙腳亂地去完成他交代的步驟，我插上筆電的插頭卻發現沒有電？！他看我一臉尷尬的樣子就說，沒有電阿？那麼試試其他書桌看看～我大概前後換了四個書桌，才找到一個插下去會有電光石火出現的，接著又折騰了一下設定無線網路。

終於順利地可以開始作我自己的事情了，此時真正的大問題才出現，究竟，要從哪裡開始搜尋起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些歷史研究基礎了，系上並沒有真正教我們，該怎麼進入所謂的檔案（archive）。所謂的檔案，應該說算是第一手的歷史材料，可能的內容物包山包海（統計資料、公文、老照片、聲音檔、書信往來、訴訟文書等等），當然也視個人研究問題，也可能將別人的出版品當作一手材料來分析。圖書館的邏輯可能稍微簡單進入一點，只要挑對關鍵字，就能找到範圍適中的出版品，像是書本、宣傳教育小冊子、報章雜誌、學術期刊等。可是檔案卻不見得有這樣方便的路徑，原因在於每個檔案的形成歷史不同，有些檔案是機構性質的，例如市政府的檔案、歷史悠久的大學的檔案等，那麼當然可以預期，大部分檔案內容就是關於這個城市或大學本身。有些檔案以個人的名字命名，有可能是他身後家人捐獻出來的，也有可能是一切關於他本人的，或者也有可能是某一批性質相近的檔案，以一個此領域重要的人來命名。但無論如何，最困擾我的就是，要怎麼知道這些沒有電子資料庫的檔案，裡面到底是些什麼呢？有一些特別著名的檔案，會有目錄、索引或導讀小冊，真希望這會是我大部分碰到的情況阿……。

總而言之，我最後就先從秘魯有的幾個大檔案，是否有目錄索引查起；接著是幾個我論文計畫裡重要的人類學、考古學相關機構，他們出版的期刊，然後是他們的其他出版書籍，這樣一輪下來，已經花掉我四個小時，我對著電腦剪剪貼貼，很想去上廁所，又不想放著筆電孤孤單單，肚子很餓口很渴，包包裡的水瓶和蘋果卻與我隔著置物櫃，冷氣很冷，幸好他們聽到大家一直打噴嚏時，把它關小了一點。期間，圖書館的警衛大約每個兩個小時就會進來巡視一次，看看有沒有人做什麼偷雞摸狗的奇怪勾當。但總而言之，辛苦一個下午的結論是，看來論文需要的資料有頗豐富的館藏，雖然可能不是到完整齊全的地步，但也不至於作不下去吧。終於關掉電腦，去上個廁所喝個水，順便借閱了兩本國家殖民時期檔案、利馬市檔案的導讀，知道這兩個檔案都和我無關@@...，很好～然後踏上了回旅館的歸途，好好地吃一頓晚餐，犒賞自己狼狽的一天。

利馬第三天

2011-01-09T11:33:00.003+08:00

因為昨天當了一整天的走馬看花觀光客，讓我花研究經費花得心很不安，同時又因為學長的西班牙語觀光解說一整天下來，我大概只聽的懂四成，又沒辦法每個字都問，造成相當強烈的挫折感：「難道，我的西班牙文這些年來都沒進步嗎？」昨晚疲累的我如是想，但我覺得學長好像也不是太在意，大概是覺得不太懂也還算是正常。

說到語言障礙，不知道我算不算是經驗豐富的？

我覺得不同地方的在地人，面對外來者的語言障礙，有不太一樣的應對方式。比如台灣人和日本人遇到講英文的外國遊客，通常會手足無措，整個人豎直起來緊張，覺得自己的英文總是不夠好的感覺。米國人的反應又分兩種，常和外國人接觸的，或者自己也常有外出語言不通的情況的人，知道那有多麼困難，通常會很體諒對方，甚至用力誇讚你的英文說得很好。天知道我們從小到大都一直要補習英文？米國人裡頭，以米國為全部世界的一般人，或者是比較沒有接納異文化經驗的青少年，遇到英文不通的人，通常就會聳個肩，也不打算繼續溝通下去了。而我到利馬第三天，慢慢感覺出來這個城市怎麼面對有語言障礙的人。他們通常還是聽的懂我破碎的西班牙語想表達什麼，雖然不會盲目地稱讚我的西班牙文很好，但通常都會說：「我知道你聽的懂啦！」意思好像是這樣就很不錯了？大部分的情況下，他們也跟我很像，都大概聽的懂英文，但是也說不輪轉，所以這樣我們算是平分秋色～

另外一件相關的趣事，是除了稀鬆平常的搭訕（像是計程車司機）會問到國籍以外，利馬市的各大文化機構，也對訪客的國籍組成很有興趣。到今天為止，我去過三個博物館，兩個圖書館，每個地方進去前幾乎都做訪客登記，除了一般性的資料外，一定有一欄「國籍」，有些讓你自己填，有些則有一張國家一覽表，可以讓服務人員畫記號數算。碰到沒有「台灣」欄位的時候，服務人員還會道個歉，自己多劃一格出來，標記「台灣」。不知道為甚麼他們對這件事這麼感興趣？難道，當某一天發現，說某個語言的遊客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博物館的解說牌會再加一種新的翻譯嗎？不過至少目前為止，這個城市還真的是讓我感覺，眼光是面向著海洋與外面的世界的；至於背後的安地斯山脈與亞馬遜雨林，以及居住其內的印地安人，則被期待可以成為這個國家背後的支柱，儘管事與願違地經常成為 “必須轉過身去處理的問題”。

如果說利馬期待看見，也完全接納來參觀者的身份，她又是怎麼展現自己的呢？就從我日常工作地點，像是博物館、圖書館等地點說起吧～我來之前，先和另一個大我一屆的學長還有plutol，打聽過了秘魯的博物館及圖書館的情形。Plutol說，秘魯其實有非常多的考古物件，但是保存和展示，沒有到達很好的狀態。當時我還傻楞楞地問她：「怎麼樣的展示，才算是好呢？」另一方面，學長告訴我，他其實相當驚喜，秘魯的圖書館和檔案館，還算滿專業的。對歷史學家來說，特別是來拉丁美洲的，最怕碰到那種私人蒐藏，得透過個人關係才能拿到的檔案，或者是管理很糟糕，負責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些什麼的。秘魯的檔案管理人員，都很習於和研究人員打交道，可以給予滿專業的幫助。

我記得當時也和plutol聊過，利馬作為殖民時期整個南美大陸（除巴西外）的首府，加上西班牙殖民系統對文件檔案的注重，似乎對於文字資料和物質資料（考古物件），在管理程度上還沒有並駕齊驅？這可能和考古學整體的發展過程，以及它在秘魯的歷史有關。出發前兩天，我和一位作墨西哥考古的老師稍微聊一下，她提醒我一件重要的事，拉丁美洲的考古學，其實擷取了歐洲和美國兩種不同特色的考古學傳統。歐洲的考古學，是一門殖民主義式的學科（例如拿破崙對埃及的興趣？），和歷史學比較靠近，透過蒐羅展示殖民擴張過程中獲取的物，來建立這個民族國家同時身為一個帝國中心的認同，這點也和我上學期TA的法國史老師的研究說的一樣。而美國的考古學，是放在人類學的的四個學科當中，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部分，和美國本身的國族認同較無關係。而拉丁美洲，特別是秘魯的考古學，在理論問題上，靠近美國的考古學，另一方面國家又想透過考古學來建立國家認同，但當然不是用殖民主義的邏輯操作。

我回想著這幾天參觀的三個博物館，第一天去的國家博物館（Museo de la Nacion），是最新的一個，應該不超過十年。雖然建築物很大，但內部好像還在作準備，目前呈現的幾個展示是：秘魯的藝術史、印地安主義 (Indigenismo)、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關於光明之路的調查報告展，以及最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尤薩的專題展。其中秘魯的藝術史展，從古文明的陶器形制、金屬工藝、紡織，介紹到殖民時期的宗教畫作、文化融合下的在地節慶，一直到近代受印象派、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潮流影響的畫作。這每個相當大的時代，都用幾件作品來表達而已，對物件的脈絡也沒有交代，對學歷史和社會科學的人來說，真是摸不著頭緒的展覽。我對藝術史不熟悉，也許這裡面有想要跟藝術史裡面談「原始藝術」的部份作對話？

印地安主義 (Indigenismo) 作為一個展覽的主題，讓我很驚喜。它指的是1920至1940年代，盛行於原住民眾多的拉美國家，特別是墨西哥與秘魯，一種禮讚原住民的文學與藝術表達形式，當然也和當時這些國家的政治與文化計畫有關，畢竟這些創作者，很大程度上也是掌控國家政經脈動的精英。展覽還是以當時成立的藝術學院，其學生的畫作為主，有趣的是展出當時的一些出版品、小冊子，以及學生作畫的照片。就看見一禎黑白照片裡，西裝筆挺的學生，煞有其事地對著畫布拿著畫筆，而裸體的印第安模特兒，擺出讓肌肉呈現線條的姿勢。印地安主義自相矛盾的地方—是精英在再現印地安人的形象—就這樣無意識地被照片呈現出來。我自己的感受是，加上另外兩個展覽，國家博物館似乎呈現出一個，不確定怎麼樣轉身去面對背後的高原的國家？利馬想要秘魯往一個多元主義的國家邁進，但是就像光明之路的展覽所表達的，1920-1940年代的印地安主義、1940-1970年代的現代化計畫，都沒有讓雙方關係達到一個滿意的平衡，所以才會遭受游擊隊與國家暴力的挑戰。後光明之路的利馬與秘魯，要怎麼推展這個多元文化的構想呢？

今天多去了兩個博物館，一個是私人基金會自設的考古學博物館：Museo Larco，一個是國立的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博物館。Larco是秘魯在1920-1960年間著名的考古學者，算是比先驅Tello, Ulhe等稍後輩的。他的父親是秘魯北部海岸大城Trujillo的蔗糖莊園主，因為私人興趣，收藏了一些北部海岸的考古遺物。小Larco最早被送到美國唸書時，其實念的是農，因為要回去繼承蔗糖莊園的事業，但是卻也無法忘懷對考古的興趣，在1920-1940年間密集地進行考古挖掘的工作，發掘了許多北部海岸的重要考古遺址，並且奠定下基本的斷代模型。補充說明的是，其實大家最熟知的印加文明，位在秘魯東南的高原上，其留下的考古物件，並不如北部海岸、南部海岸（沙漠地帶，以納斯卡最聞名）那樣豐富。Larco在1920年代末期，決定要把這些物件都遷移到利馬去，好讓更多研究者能夠利用，接著選在今天的位址，設了這個私人的博物館。小小的軼聞，據說當時泛美公路還沒建好，這些考古物件是坐船到利馬的，雖然都毫髮無傷，但鹽分太重，當時還租借了利馬最大的游泳池，以泡去這些物件上的鹽分Orz……。

我本來對私人博物館不抱什麼太大的期望，但Larco博物館走一趟下來，大概是我此生對考古物件產生最大興趣的一回吧。我記得和那位考古老師聊天時，曾經提到，她是用書在書架上的空間相對位置，還有書的封面顏色、圖案，來記憶某本書的，所以她都很難給我正確的書名和作者姓名，當時我們還說，她真是天生要吃考古這碗飯的，我就對那些什麼石斧啦、陶器形制啦，一點感覺都沒有，老是有它們明明看起來都一樣的感覺。但這個博物館的團隊顯然很強大，每個物件本身都得到很好的照料（維護、燈光、擺設、平面圖示）不說，能夠在複雜的秘魯古文明史裡，理出一條稍稍清楚的線，包含不同時代、不同區域，讓觀眾在觀看物的同時，也清楚知道它的歷史位置，就很值得一看。並且，他們還給了清楚的文化脈絡，例如宇宙觀裡重要的幾個自然界力量，怎麼樣化成物件上的象徵，不同區域的文化互動，又怎麼表現在物件的形體上，和現代觀念不同的宗教或儀式，觀眾又該怎麼理解等等。最厲害的是，他們居然把博物館的整個藏品室，都打開來讓觀眾進去，裡面一個又一個的房間，直達天花板的玻璃收藏櫃，擺滿分類好的陶器，讓人見識到這個博物館的實力。這時我心想，嗯～我現在知道什麼是好的考古展示了…。

Larco博物館座落在離新、舊市中心都稍遠的位置，被重重的爬藤植物包圍成一個幽靜的小城堡，白色的牆，上面爬滿了各色的九重葛花，管理的園丁不停地撒水澆花，讓人不至於忘記利馬其實是個沙漠。今天去的第二個博物館，國立人類學、考古學與歷史博物館，建築體也是一個殖民時期的老房子，它們共同的特色是都有一個很大的中庭，因此就算外面再煩雜，一進門後就是另一個世界的感覺。載我來的計程車司機很熱心地說，你看過Larco博物館了，實在不用再去人類學博物館，因為，幾乎都一樣…。我謝過他的熱心，但是我實在沒有本錢說不去阿，我的檔案可能就在那裡面，這可不是博物館展示能力強弱的問題。聽說這樣說，司機先生一副可以瞭解的樣子，給我一張名片說，如果有要去利馬近郊的考古遺址觀光，可以打電話找他，看來考古在這兒可真是全民志業…販夫走卒小朋友都可以隨口背出幾個有名的遺址，推薦給你去參觀。

司機先生果然很瞭，國立人類學博物館的展示果然相當弱，可能也是因為肚子餓，還有惦記著要留時間去這裡的圖書館，我又開始對考古失去興趣了，混亂的斷代、區域與不同物質特性（陶器、金屬、石器、織品等），每個物件只有名稱沒有其他脈絡，加上有許多物件的確和前一個博物館相同，我失去耐性地走馬看花，心想：「抓個大的敘事架構就好」。比較意外的是，這個博物館花了很大的空間篇幅來談印加，還有一個顯然是最新落成的關於亞馬遜雨林區的物質文化。接續著粗略的古文明敘事的，是殖民（非常短的空間篇幅）與獨立之後的歷史。這個博物館最早設立在1946年，是印地安主義精英當家作主秘魯文化部會的黃金時期，中間經過好幾次的改名改制，雖然目前還不太清楚，哪個部份的展示是在什麼時間點完成，但顯然是屬於比較陳舊或資源缺乏的展示基底，加上一些零星的新資源，例如有大件的石柱受到美麗的燈光照顧，甚至還有電動旋轉台，以及新的國家敘事，例如應該政治正確地包含亞馬遜雨林區。私人和國立博物館的差距，實在是令人好奇，那麼多的挖掘和研究，到底中間發生哪些事，讓展示變成這個樣貌？

失望歸失望，公家機構的人雖然工作起來態度比較悠閒，還是很願意幫忙的。我先是在中庭裡找到了應該要負責看著書店此時卻在聊天的小姐，請她為我開門。我原本想說書店應該是可以自己看自己找的地方，比較不會有語言障礙的負擔，但她很熱心地開口問我想找什麼，我就簡單地告訴她我要作秘魯人類學和考古學歷史的研究，她顯然不是檔案室管理員那一型的人，以為我可能要作的是古文明研究，但還是熱心地幫我翻手上有的期刊、研究報告等，選了三四本給我參考，其中還真的有一兩個中的。她也熱心地領著我去找圖書館，把我交代給館員，沿途還跟我聊天，知道我是來作研究的，要我以後還要去常常去書店找她聊天。

館員因為書店小姐的說明，以為我只是對古文明有興趣的學生，要來找資料寫報告一類的，便靜靜地開始在書架和電腦前穿梭，這中間的過程都很安靜，她也沒問我問題，我看著眼前不超過一個房間大的「圖書館」，我身後顯然是沒有人想整理的一堆資料夾，還有櫃台前左右兩個手寫的目錄櫃，擠著滿滿的目錄卡片，就有種未來幾天要土法煉鋼、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天知道這裡有什麼？安靜的館員最後帶了一本書來到櫃台前對我說，這個你會不會有興趣呢？我一看不行了，就把系上給我的介紹信拿出來，正式地跟她說明我有興趣的方向，果然是圖書館員型的人，一聽我破爛的西班牙文就可以知道，其實我不是想研究古文明啦，也不是一般學生。她告訴我，我必須要和館長約時間，正式取得進入圖書館作研究的許可，這裡應該有我想要挖的寶。

走了兩個圖書館，我開始有個概念，這些圖書館並不像我印象中的一般圖書館，可以隨意進來，使用便利的線上目錄，天馬行空地碰運氣搜尋我想到的各種材料，我必須要先取得研究者的身份證明，然後要可以清楚地告訴別人，我對什麼有興趣，我想找什麼，我覺得這裡可能會有什麼，才可以有效率地進行工作。似乎一切都還在緩慢的前進中，但這大概就是這階段必須經歷的事情，也就是去瞭解研究地點和研究材料需要我先準備好的事情。走出圖書館，因為買書的關係，我身上只剩下10 sol.，門口的計程車司機們堅持至少要15 sol.才能載我回到旅館所在的區。他們大概沒碰過這種，明明應該是觀光客，但卻身上沒有錢，只好邊走邊問路去坐公車的傢伙？我這幾天進步最快的，應該是詢問司機到哪裡多少錢，詢問路人哪裡可以搭到往哪裡的公車，這些西班牙文吧。最後花了十分鐘走到大馬路上，因為競爭的關係，這裡的司機給的價錢自然比較低，我可以用10 sol.坐車回旅館了。坐在狂飆的計程車上，我心想他們的反射神經真的都很好，似乎也慢慢習慣了。這大概就是介在觀光客與當地人身份中間，需要面對的種種故事。

利馬第二天

2011-01-08T21:48:00.001+08:00

剛吞下一根香蕉，產在秘魯的香蕉，是昨天傍晚，在青年旅館附近一間連鎖超市買的，大約是台灣的頂好超市那樣的規模。許久沒有吃到當地產的香蕉，米國的香蕉多來自中南美洲，對，我想起來我在米國也常吃到秘魯香蕉Orz…熱帶果然還是水果的天堂，昨天早上旅館負責人打了一杯新鮮柳橙汁，今天則是木瓜汁～果汁的內容，竟成為我每天早餐最期待的部份，聽見隔壁桌的歐洲人（法國？德國？）又要了一杯木瓜汁，還問負責人說：「這是什麼果汁呢？真好喝～」我心想：「啥米？連木瓜汁都沒喝過嗎？！大驚小怪的。」

打開電視一邊換上外出的衣服，拉丁美洲版的CNN正在播報紐約再度大雪的新聞，利馬這裡艷陽高照，雖說夏日平均溫只有20度，但是大半的白晝時間，我那件歡天喜地買下來的多口袋外套，還真是穿上就會有快要中暑的感覺，誰叫我自以為很不怕熱，又覺得同樣價錢買冬天外套比買夏天外套划得來呢？！早上九點準時出現來擔任我利馬市導遊的學長說，利馬從不下雨，我望著雖然不太透明，但仍舊有些藍藍的天空，心想大家的遊記裡面都那樣痛恨利馬，究竟是怎麼回事？也許是北半球的暑假，都是南半球的冬天吧。夏季的利馬，若不走在充滿人潮車潮和喇叭聲的大馬路上，其實都還算是清爽。

我的學長去年十二月剛畢業，他是利馬的黑人，從事音樂的研究。說黑人其實也有些不準確，在利馬的街上，很難清楚地從膚色區分人群，有些看起來像東亞的人，但也說不清楚哪裡已經不太像了，好像多了一些濃眉大眼的輪廓，多了一些拉丁美洲的一派悠閒和壓倒性氣勢，和在米國看到的華人有些不同。學長很盡地主責任地，從利馬市北邊坐了半個小時的公車來找我，然後再帶我坐一趟公車回到北邊的舊城區參觀。來此之前我就聽說過，利馬的小巴士系統很複雜，所以我昨天都坐計程車行動，今天碰上一位盡責又節儉的地陪，於是我就有幸親身體驗一下小巴士！

小巴士的營業方式，其實和在玻利維亞經歷過的很相似，因為都是私人經營，出一趟車下來簡直就是割喉戰。先從道路的設計說起好了，我們今天走的路是三大條貫穿利馬市南北的大道其中一條：Arequipa大道（另外兩條原來昨天都有經過，是臨海大道和快速道路）。這條 “大道” 其實雙向都各只有兩線道，因為路中間是像公園、廣場那樣的休憩空間，說起來台灣和米國的大馬路絕對不會有這種事的，是吧？人行道旁大約每隔三、四個街口，就設有巴士停靠站，所謂停靠站沒有什麼公車路線圖、站名這回事，只有一個避車彎，放一個牌子寫著「停靠處」，所以一接近這個地方，所有的巴士就各憑本事將車頭擠進小小的避車彎讓乘客上下車，這樣短短的時間，將所經過的路線大聲喊出來，因為利馬市的地名與街道名經常有所重複，所以真的像是在打仗。有時車尾擋住了後面的巴士，巴士上負責收錢的助手（通常一直站在車門處）會下來拍打前車的屁股，大喊：「動一下啊！」之類的，但也沒人會理會。據一張今天買的觀光地圖說明，這種小巴士的體系，是在二次大戰後，開始地一波來自高地的移民潮後，才慢慢建立起來的。

大約半個小時，終於到達今天的目的地：利馬舊城區（Lima Central），如果我住的賞花區（Miraflores）是現代化的商業區，間雜著觀光者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小咖啡館、小酒吧與青年旅館，那麼舊城區應該算是可以滿足觀光者的異國風情需求吧？舊城區在199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後，加上1992年後光明之路游擊隊在利馬的活動逐漸減弱，國際組織與秘魯政府都投入許多的財力人力物力，來修復殖民時期的建築與遺址等。我的學長，雖然大家從來不敢問他的年紀，應該也有個四十歲？沿路上不斷提到，這個地方在八零年代是多麼糟糕，美麗的殖民時期建築變成廢墟，游擊隊到處放炸彈，大學生示威遊行，軍方又進駐控制校園活動，總之，連他也不會想在這裡走路。

但現在，變化很大，說來他到米國念博士也有個八年十年？許多修繕的很好的殖民時期建築，除了保留作為觀光景點，許多也紛紛轉作它用，像是開連鎖超市？開匯豐銀行？開必勝客？當然也有政府的文化機構及博物館進駐。許多建築也正在修繕當中，或者拆除變成的新的公園，錢，是最主要的關鍵。而利馬，正處在一個經濟復甦的循環中，觀光景點的治安改善了，觀光者口耳相傳帶進更多的放心的觀光者，來參觀利馬修繕完成的歷史、文化遺跡。聽起來好像一個馴良友善的觀光城市正要誕生，但是，學長也交代了：「晚上沒事還是別在舊城區走路吧，危險。」

我在主廣場（Plaza Mayor）的總統府上方天空，看到猛禽飛行的身影，就用非常有限的西語字彙問道：「是兀鷹（condor）嗎？」秘魯的國家象徵，就是一隻安地斯山脈的大兀鷹。學長說當然不是阿，這個這麼小，跟鴿子差不多，你知道嗎？兀鷹展開翅膀飛翔時可有四公尺長耶！！有機會你應該要看一看的～那些老鷹飛來的方向，是舊城區東北方向的利馬克河，河邊近年來新挖掘出殖民時期的舊城牆，作了一個河濱公園，讓遊人可以參觀，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兒童樂園。城牆與利馬克河的另外一邊，就是昨天在博物館的玻璃窗看到的山坡上的移民社區利馬克（Rimac）。星期假日時，利馬克那一邊的居民，會過橋來這邊休憩，擠滿了小小的河濱公園與遊樂園。

學長說，過了河的這岸，翻過眼前利馬克社區所在的小山丘，利馬市還很大，但是已經和河的這岸是不同的世界了，是一個去了要小心自身安危的世界。我的地圖上說，高原來的移民大多盤據安地斯山脈延伸出來的這些小丘的裙擺之上。六零年代以後，幾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大城，都經歷相似的大批移民進入，透過與民粹主義政府、政黨、甚至非政府組織建立互惠關係，獲取資源來進行自我建設的過程，和我過去居住過的El Alto相似。接著也相似的是，舊城區的中產及上層階級紛紛搬離，往更南方發展出來的新市區進駐，建立新的商業中心與住宅區，而舊城區則還是政府機關的所在，也是歷史建築、觀光者與高地風情紀念品店的聚集地，我想我還是下次自己來再逛。

然而，舊城區還是有一些有趣的常民生活軌跡，學長盡責地帶我穿梭大街小巷，有一條街上擠滿手工皮鞋店，另一條全部是作男士西服，一條全部都是印刷行，順便賣五彩繽紛的2011年曆，好像還存在舊時代的優雅，殖民地的紳士小姐們，今天要到哪家店頭作衣服鞋子呢？我想起今年耶誕夜，阿何帶我去大道埕的波麗路西餐廳吃飯，只是因為我一直很想要試試看，那樣的時代，台灣人對西餐的一種想法與作法。說到吃的，我今天中午終於嘗試了秘魯名菜ceviche，也就是生魚塊拌上洋蔥、香菜、檸檬汁等，不過好在這家小餐館的ceviche有稍微燙過，否則也不知道是不是會拉肚子？秘魯的街頭食物還真是合亞洲人的胃口，也有可能是味覺相似？學長說秘魯人很喜歡中菜裡的炒飯，因此，廣東話發音的吃飯（chifa），成為秘魯大街小巷都有的一種日常餐館，我今天的晚餐，就是在一家chifa裡點了雞湯冬粉，讓在米國從來沒機會吃到熱湯麵的我，感動萬分阿……

我們也去了利馬的中國街，和紐約的中國城相似的是，總是一家緊挨一家的商店，滿滿的什麼都有賣，而價格也算是整個城市裡特別便宜的一類。最早最早還可算是貧民區的中國街，現在也成為商業地帶了，近年來新一代的華人移入，投資生意，學長說中國農曆年前夕餐館都有大特價，利馬人都知道要來這裡大吃特吃才行。除了臨海以外，（不過當然也和臨海有關）來之前我最期待觀察的，就是利馬這個城市對外來文化的接納程度，和紐約不知道像不像？許多人共同喜歡紐約的原因，不是因為它特別美麗友善，而是因為無論你有多奇形怪狀，走在紐約街頭的人（他們不完全都是紐約人）都不會真的覺得你很異端，因而有被接納的感覺。利馬雖然不像紐約那樣極致，感覺也有些類似，目前為止碰到的人，好像都不太會特別注意：「阿！你是觀光客！你從哪裡來？好奇怪喔～」諸如此類的。因此我想，我也會漸漸喜歡上利馬的吧？

利馬第一天

2011-01-07T10:39:00.003+08:00

現在配著張懸的音樂，打著第一天的日記，感覺有那麼一點點像以前在玻利維亞。那時，高原上的小鎮根本沒有網路，我和shanta沒出門的時候，就坐在書桌的兩端，兩人都用著IBM的小黑，聽著電腦裡存的台灣流行音樂，打著筆記或日記，等著每週一次去首都的網咖，把信件一次寄給家人朋友老師一干人等。那時候修女還會走進來，稱讚台灣的音樂真好聽，殊不知我們當下在聽蔡依林周杰倫的歌，真有點尷尬～

其實還是有許多事情改變了，這次的旅程，可能是因為之前因為簽證事件拖太久了，搞到最後，除了收行李前幾個小時，我出發前幾天其實心情都還算平穩。可能真的是一個人在異地生活出習慣來了，一個人移動、一個人吃飯也都能自處，突然被丟在語言不完全通的境況下也不會太緊張，知道聽不懂時，只要多問幾次就好。所以，也不像上次去玻利維亞那樣，前兩個禮拜都像是聾啞人士。

旅程從哪裡說起呢？就從智利的航空公司LAN開始吧～它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優，首先空姐的制服超帥氣，筆挺的深藍色連身裙鑲上兩條酒紅色的直線，配上紅色高跟鞋，還有拉丁美洲女性特有的眼神和壓倒性氣勢，真是太賞心悅目啦！接著，食物也很好吃，瞭解搭飛機的人胃口不好，都搭配輕食，順口度在我目前搭過的航空公司中，可以和全日空並列最愛～最後是機上的視聽娛樂系統，雖然是機型較小的飛機，但每個座位還是都有個人電視（華航我就是在說你！！），最棒的是有很多拉丁美洲的好電影，我還順便玩了一下教各式外語的遊戲軟體，惡補西班牙文 Orz…

下了飛機，是早晨的六點半，我們似乎是今天前幾批的旅客，移民官笑嘻嘻地迎接我們的到來，大概不出一分鐘，我的護照上蓋了一個30天的停留許可，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之前為了玻利維亞簽證奔波多次、精神崩潰的事，究竟是為了甚麼呢？順利出了海關，我謹記青年旅館在e-mail裡提到的，一定要找到他們的牌子，上面有我的名字，還要跟那個接機人講通關密語Sol！是的沒錯，通關密語～因為秘魯的觀光客非常多，搶客人也就成為常態，甚至也有可能有假司機真強盜，所以青年旅館負責人再三交待。我一出海關，就看到一排殷殷期盼的司機的臉，他們紛紛舉起自己負責的牌子，好像在說：「選我選我」，結果都不是我的名字Orz…我考慮了一下若司機遲到該怎麼辦，又決定往另一邊確認一下，結果就看到負責接我的人，因為他在看報紙，用虛弱的紅筆寫的我的名字在報紙下方，害我差點錯過。（到這邊為止都很像普通遊記Orz…）

他是一個有趣的司機，我應該要問他真實的職業是甚麼的。負責人曾經在e-mail裡寫到，會有一個很可靠的司機來接我，我思量著可靠和身分地位的關係，因為他看起來像是比較偏秘魯的 “白人”，在我的刻板印象裡不是會作職業司機的，而且他的車並沒有營業的外觀，穿著短褲帶著棒球帽，感覺就像是一個中產階級老爸來接女兒的感覺？！這位老爸和其他的司機一樣盡責，一上車就交代我，背包不要放在座位上，以免沿途發生危險。大約過了一半路程後，老爸特地轉往海邊的公路，說：「看～是太平洋～」想來這是第二次在太平洋的這一邊看她，上一次是去LA找yuping時去的Santa Barbara海灘。老爸說仔細看，有很多人在衝浪喔！利馬的海，就像書上的照片那樣，因為氣候的關係，泰半時間是灰白色的。沿岸似乎都在進行大工程，像是把整個峭壁削平，要在沿岸蓋一些親水的設施，雖有些詭異，也還說不上討厭，應該是一種我也還不確定自己對這片海有什麼感覺吧，只覺得很特別。上回去玻利維亞，首都被六千多公尺的山峰包圍，這次來利馬是緊貼著灰白色的太平洋。一個面向海的首都，會讓國家有什麼性格呢？

很久以前，念我老闆寫的一本，比較安地斯山脈四國（哥倫比亞、厄瓜多、秘魯、玻利維亞）建國過程中，如何安置不同族群的位置的書，就有個印象：玻利維亞的首都被包圍在印地安人居住的高原中，無論如何土生白人都逃避不了來自印地安人的政治壓力，必須有時結盟有時妥協，造成玻利維亞整個國家的高地性格，到今天還是亞馬遜低地區域白人勢力想要分離自治的重要原因；而秘魯的土生白人精英以面海的利馬為根據地，長久以來背向以庫斯科為中心的印地安人精英，一個是印加帝國的遺腹子，一個盤據著殖民帝國留下的財富與帝國制度，兩者互相抗衡。我覺得自己過往很難放棄玻利維亞研究的原因，就是在於那個白人精英被迫要妥協的點上，讓人覺得太精采。那時覺得秘魯的印第安人形象被挪用、去政治化的程度太厲害，讓人提不起興趣。現在瞭解比較多了，才明白挪用也是有很多層次的，也不一定代表去政治化，反而是用不一樣的政治框架在形塑議題。

說起來，人飛一趟來到研究地點，就算不做什麼正事，也是會有很多刺激和收穫，這大概是我最喜歡 “田野” 的部份。在安靜的小房間裡漫無目的的混了一陣之後，決定先吃早餐慢慢想今天要幹麼。旅館的餐廳正對著商業區的大馬路，早上十點半，路上來來往往的車潮人潮慢慢湧現，伴著只出現那麼半小時的藍天，讓人覺得還是要出門去走走才行。換了錢以後，因為想要買一瓶水，就順著大馬路往北走，想不到這麼熱鬧的地方竟然沒有像便利商店那種東西的存在，我只好一直走，碰見了一家意料之外的書店(Ibero)，就進去看看社會科學的書櫃都擺些什麼。小小的書店有好幾位穿著制服的服務人員，我後來才發現他們很敏銳地在觀察顧客的需要。驚喜地發現一本小書，是一位以研究光明之路游擊隊知名的秘魯人類學者(Degregori)，寫的關於人類學在秘魯的書，就決定要買下來了，等待結帳的當下，一個看起來有點靦腆的服務員，拿了另一本我剛剛錯過的書過來說，你對人類學有興趣的話，這一本是很重要的文集喔～我問他是不是可以拆封看目錄，他也爽快地答應了，我一看果然是對我非常重要的文章，就一起興高采烈地結帳了，不知道老闆會不會獎勵他喔？我很喜歡在拉丁美洲買書，知道自己感興趣的議題，在當地也受到關注，但還不至於重複性太高，是一件讓人很鼓舞的事。

接下來的行程也讓人很振奮，我先去了上回plutol推薦我的國家博物館(Museo de la Nacion)，裡面很值得一看的，是秘魯針對光明之路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策劃的一個永久展覽，透過照片來表達他們最終的調查報告結果。這段時期的相關政治力量本來就很多很複雜，整個展場透過23個小展覽室，做了相當面面俱到的說明，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展場和博物館空間、外部空間連結的還不錯的感覺。博物館本身就只用水泥牆抹平的外觀，和黑白照片的調性很合，建築體留下許多透空的角落，可能用整片紗網，至多加一層玻璃窗，讓參觀的人可以感覺到外面吹來的風，暖暖的陽光，街上的景物和聲響。最後一個展覽室最讓我震撼，這個展覽室主要是讓參觀者留下感想，大片的白色展覽版上有一些名人的觀點，認為應該進行復原真相、面對真相的工作，留下來的人才能再共同走下去等等，而其中一面外牆全部採用落地玻璃，我不知道設計者是不是真的這麼有意識，但玻璃外就是利馬市最惡名昭彰的景色：山坡上蓋滿了移民的違章建築，晾著他們剛洗好的衣服萬國旗。那是大部分觀光客避之唯恐不及的危險區域，搶劫傷害事件時有所聞，連當地計程車司機都不願多加停留。而其中有許多移民，正是在光明之路游擊隊這期間，流離失所重新安置到利馬市邊緣的。安排這樣的光景，設計者想要參觀者思考什麼呢？我猜想，也許是在強調真調會對這段歷史的定調：所謂的 “社會問題” 永遠不僅只是 “行為乖張者” 的恣意而為或本性殘酷，裡面其實包藏著主流社會不願意看到、不願意面對的不平等問題，終有一天會捲向利馬這個城市。我想起剛剛看到的一張照片，是我住的那個熱鬧的商業區，一棟大銀行在1992年時被光明之路的炸彈炸的粉碎的情景，不知道大家是否仍記著？

接著，順道走去隔壁的國家圖書館探一下路後，傍晚五點，我決定該坐車回旅館，旅程的奔波還是提醒我要早早休息。招了一輛看來比較可靠的計程車，在尖峰時間的利馬市，見識到一個比在台北開車更需要膽識的地方！號誌全部都只是參考用，車和車之間的前後距離、左右距離都可以很短沒有問題，喇叭聲不絕於耳，有的是想提醒對向他要闖紅燈了，有的則是嫌棄前面的車擋住自己的路。我手上還拿著青年旅館的地址，卻抓不住什麼時間該跟司機說，因為我感覺到他們需要非常專心才行，否則利馬的馬路就是一個你死我活的戰場，要出人命真的不會不可能的樣子。於是，利馬的第一天，平安又有收穫地漸漸進入尾聲。

要變成秘魯小書房嗎？

2010-11-21T10:20:00.004+08:00

圖片來源： http://courses.cit.cornell.edu/vicosperu/vicos-site/images/interior/full_size/rmc2004_5216_lg.jpg

新構思的題目，是關於二次大戰後，秘魯人類學的專業化發展。它跟美國當時盛行的現代化理論、區域研究、應用人類學等，選擇秘魯作為一個重要實驗場地，有密切關係。這裡的人類學也包含了考古。

我想要從1940年後半開始談起，觸及1950-1960年代最大型的祕美合作計畫(ex. Vicos Project)，到後來這些合作計畫的經驗，如何成為秘魯1969年土地改革的原型。而人類學和考古學在秘魯如何與國家機構、發展計畫等密不可分，據198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70%的學者畢業後受雇於政府機構或私人企業。一直到1970年代，國際開始有反省現代化論述、尊重弱勢族群的聲浪，被帶進社會科學的反省，以及1970年代末期，秘魯這些政府機構的瓦解，發展計畫漸漸由經濟學者取代人類學者位置，而社會科學學者漸漸轉入小型研究中心，結合NGO來推展工作。

關於簽證

2010-06-08T01:02:00.004+08:00

原本計畫這個暑假要回到玻利維亞作田野預調，沒想到簽證的申請出現諸多困難，經歷一個多月的困惑、焦慮、憤怒、沮喪等情緒，終於在最近有了一些心得，可以冷靜一點地整理出來。

我第一次到玻利維亞是2005年，當時玻國正處在政治生態大地震的時刻。2005年底，首位原住民總統Evo Morales當選，於2006年一月就任，並在2009年底的大選中連任，比較傾向同情左派的外國人，包括我，都覺得為這個變化高興，感覺到這個國家可能要改變的契機。說實話，這個變化也為玻國吸引了更多國際目光。

當初沒有仔細去想的，是這個政治變化帶來的國際關係改變，對小小的個人的影響。2007年以後，我開始聽說美國人在玻國被懷疑從事情報或政治暗殺工作，以及台灣背包客拿不到玻簽的事情。當時心裡只有一個感覺是，這個國家怎麼變得越來越不開放了呢？

背包客的論壇上，聚集外交部領事局發佈的訊息，還有大家旅行各地，設法要拿到玻簽的斑斑血淚事蹟。領事局的消息指稱，2007年開始，由於玻國境內查獲大批中國假護照及人蛇集團，台灣與中國、美國一起在玻簽規定裡，被降格為第三類國家，簽證發給的審核更為嚴格。台灣的玻國辦事處裁撤了，玻國的台灣辦公室代表離職了，台灣人，你可以試試看到北京、美國、南美鄰近各國試試看。背包客們的部落格記載了網路上各處搜尋到的申請心得，還有自己歷經的重重困難，最後仍然被拒的歷程。被拒的理由是，玻國的領事們說，中國，括號包括台灣，簽證申請無法由玻國在各國的領事決定發予簽證，而必須統一發回玻國移民局審理。而北京的申請紀錄顯示，基本上除了可以繳納大筆保證金的旅行團外，大部分的個人申請都被拒。台灣人除了一再聲稱台灣與中國不同，只能生氣與放棄。因為無論是中國括號台灣，還是另起一行給台灣，在技術官僚必須照著宣讀的本裡，台灣都被牽連而成為第三類國家。

近日讀香港無國界記者張翠容的新作，拉丁美洲真相之路，才對2007年以降拉美各國與中國的矛盾關係，有更清楚的瞭解。近年來，拉美數個左傾或打著新社會主義旗幟的新政府，紛紛選擇切斷美資的影響力，尋求中資加入開發礦藏資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哥倫比亞、厄瓜多等國也對中國祭出友善的移民政策，只要持中國護照一律免簽入境。於是，透過合法的、非法的途徑，中國移民大批進入哥國、厄瓜多，當作稍後前進美國的跳板。特別是地勢較平坦，情勢較安定的厄國。人蛇集團滯留當地，造成治安惡化，於是幾個國家紛紛出現反對中國移民政策的聲浪。老一代華人移民一方面受到人蛇集團的威脅、恐嚇等，另一方面又要擔心可能越演越烈的排華情緒。這就是幾個左轉的拉美國家，面對中國又愛又恨的矛盾情緒。她也提到拉美各國的華人移民，其實對自己生存以外的世界是漠不關心的。例如他們對原住民有諸多的刻板印象與誤解，或者不知道自己身處的國家已經在變天等等。

我可以感同身受，她身為一個香港人，和我一樣有類似的尷尬感覺。既同情左傾的政治轉向、同情原住民運動，並訝異於當地華人的自我隔絕。卻也不得不自問，拉美與中國的矛盾關係，還有排華的歷史。申請至今已經七周，我的簽證審核仍沒有下文，小小一張帶有編號的貼紙，道出多少糾葛的問題，台灣的認同與國際位置，拉美的政治變化，拉美與中國的矛盾關係，還有華工在拉美的歷史。

圖片來源
http://www.globaltraveldocuments.com/Bolivia/how-to-read-bolivia.gif

What's missing here?!

2010-02-12T11:37:00.003+08:00

這學期修了獨立研究的課
我選擇的主題是1930年代La Paz知識份子的地理學寫作
如何回應玻利維亞--巴拉圭間的Chaco戰爭問題
特別是Chaco地區一向有石油天然氣開採的價值
因此圍繞這個戰爭的討論
我相信應該會有一些跟商品國族主義(commodity nationalism)相關的部份

於是也順便把這個研究的計畫
寫成摘要投稿至系上的研究生研討會
摘要也被接受了

但今天仔細一看

才發現La Paz地理學會在1933-1939年
也就是Chaco戰爭期間
完全沒有出學會會刊

倒是另一個重要城市Sucre的地理學會
有出一些關於這場戰爭的專刊

編纂La Paz地理學會史的作者說
這個期間這些學會會員應該非常關心局勢的
證據是一些私人信件往來中
有特別提到戰爭的部份
但是，這期間並沒有留下學會活動的史料

我就好奇了起來
這個斷掉的時間是跑哪裡去了呢？
純粹是因為戰時所以暫停非必要性的運作嗎？
那為什麼另一個城市的地理學會還可以出版專刊呢？
這些會員跑去直接或間接參戰了嗎？
學會的硬體資源或資金因為戰爭而緊縮嗎？

我總覺得這個不見的時間
應該是有一些意義的

真頭痛

2010-01-30T23:20:00.003+08:00

這個夏天，如果順利申請到經費
可以回到玻利維亞進行博士論文的田野預調
一如往常我覺得有點期待又有點緊張
期待是因為想親眼看看Evo Morales執政後
那裡的氣氛有沒有變得不一樣
緊張是因為這次要一個人出發
然後好像又有任務在身
回來要交報告的感覺，還要大概找到博士論文的方向

我的寒假都被我打混過去了
一回到米國才驚覺
那三月一號就是申請截止日期
而為了請老師寫推薦信
我二月中左右就要有計畫書出來

難怪開學第一周
我的老闆見到我就問
決定了沒決定了沒
想做什麼呢？！
我支支吾吾地隨便丟了幾個想法出來
而且認真想起來未來幾年如果真要做那塊
應該會有點痛苦的感覺
所以這幾天勤勞地翻著書在想有興趣的方向

我這幾個學期的期末報告
都是有關知識份子
特別是在19世紀、20世紀初期的時空中
知識份子通常僅限於上層階級
同時身兼政治和經濟精英角色者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他們之中同情原住民的所謂idigenistas
我很好奇他們既然身處在都市中心的知識圈中
有什麼樣的機會接觸原住民
這些有限的接觸又讓他們對原住民有什麼印象
而他們又如何利用這些印象來形成論述
推行他們想要的計畫

而這個學期我想進一步做的
是把他們對自然資源的想法與計畫也納進來

對知識份子、精英階級的研究
當然一部分是因為我人在米國
受限於手邊可得的歷史材料
比較能做這一塊的研究
但是博士論文要怎麼樣把這塊納進來
又可以回到我本來有興趣的原住民運動呢？

最初可以接受對知識份子的研究
是因為我本來就有興趣瞭解
很粗略地說上層階級和原住民如何在長期歷史互動過程中彼此認識、理解與誤解
所以我就從上層階級中對原住民最有興趣的這群人開始著手
很幸運的是因為原住民在玻國佔大多數人口
所以政治史和知識史有很大一部份
是圍繞著該如何處理原住民的經濟地會、政治地位、社會地位等在進行
所以也等於算是在比較仔細地學習玻國歷史

但是說到博士論文的方向
我應該要怎麼回到原住民那一邊去呢？
最困難的應該是想像材料在哪裡
就算是自己從頭做口述
也該有個事件或時代作為起頭

這兩天翻了一些關於20世紀玻國原住民運動的研究
大致發現他們有個共通的方向
就是在談從1930s-1950s這段期間
受到左派思潮與民粹主義影響形成具有工會組織特色的運動
漸漸將參政權當作一個組織運動的方向
時至今日這樣的特色還是在原住民運動中非常顯著

但我一看到這些組織架構圖就打瞌睡
總覺得那下面應該還有許多比較貼近日常生活的故事才是

Pachamama給的禮物

2009-11-08T11:31:00.011+08:00

這兩年，Long Island的拉丁族裔影展都辦在我們學校

去年迷迷糊糊地錯過了

今年好整以暇地買了全程觀影證

進戲院看這齣以玻利維亞著名的Uyuni大鹽湖為背景的片子

Gift of the Pachamama, by Toshifumi Matsushita

進戲院前，我只知道故事大綱是一個在鹽湖出生成長的13歲男孩

進行了一場駱馬商隊的旅程的故事

原本心裡猜想的畫面與情節，比較接近紀錄片

但是第一個大片白色鹽湖的場景和採鹽工人的畫面出來

就讓我趕緊翻開觀影手冊確認

這才發現，導演是日本人

然後恍然大悟，興致盎然地看下去

為什麼呢？

這電影的色彩、取景和節奏

實在和歐美的紀錄片完全不同

我不懂電影的技術與術語

也對日本的電影文化不熟悉

但就試著描述細節好了

導演對於各種工作的細節很有興趣

比如敲鹽磚工人的鋤頭一起一落

比如老太太播種Quinua的固定節奏

都給了很長的時間來敘述

給觀眾的訊息不只是主角們的生活背景

而已經到了一種他在禮讚這種勞動的感覺

我有一種錯覺好像在看日本老電影

裡面有人一直在水田裡插秧那樣

這部片的取景和色彩也很有趣

拍安第斯山脈的片子

因為地景的特殊性使然

自然經常會用那種大山大水的靜態景色

而通常人在其中移動要花不少時間

這部片雖然也不例外

但這部片不知道在技術上用什麼機器或底片拍攝

顏色的質感舊舊的，就連夕陽那種色彩鮮艷的畫面也是

讓這些廣角的畫面感覺好像更穩固不動了

至於節奏和敘事的手法就更有趣了

看電影過程中我一直在想

這倒底算不算是一部人類學式

對所謂傳統文化的元素，還有信仰體系有興趣的片子？

裡面有對大地之母Pachamama、太陽神Inti、惡魔Tio、祖先的故事

有駱馬商隊進行不同生態環境的交換（高地上的鹽，換低地的玉米、南瓜、蜂蜜、藥草等等）

有節慶及舞蹈

當然也有對波多西礦工的關懷

會有這種感覺是因為

這部片不是紀錄片而是劇情片

說實話那些老爺爺老奶奶好像講台詞有點僵硬

安排起來似乎有些刻意

但是，又有一些小地方很有日本故事的特色

像是拍一群孩子黃昏時在廢棄火車廂頂玩樂的剪影

像是最後有一個老奶奶彷彿跳出故事一般，對著這整個故事鼓掌

就讓那種刻意要作一個客觀的文化描述的味道

淡了許多

也有趣許多

覺得很意外

因為之前看過的拉美片子大多是歐美的敘事

沒想到同樣的場景和故事

說的方法可以這樣不同

是個好經驗

照片來源：http://www.nativenetworks.si.edu/eng/rose/matsushita_t.htm

整修裝潢小書房

2009-04-11T00:55:00.004+08:00

這裡實在太久沒有更新了
有點誇張到了雜草叢生的地步
之前還被留了一堆廣告留言...
有點對不起偶而還會點來看的人

最近在讀一本二十世紀初玻利維亞的小書
雖然西班牙文是念得死去活來
但是有一些有意思的東西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正是玻利維亞知識圈開始著手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研究的時刻
這本又像新聞報導又像人類學、社會學研究的小書
立志要透過分析玻利維亞的地理環境和種族組成來點破這個「生病的國家」的問題

雖然有很多現今社會科學已經揚棄的偏頗概念
但是也有不少對於玻國境內原住民的印象刻畫仍然存在
甚至我反省自己當初拜訪玻國短短一個月時
都有類似的印象

很有意思
下個禮拜忙一段落再來細寫

波多西行旅（上）

2008-06-24T19:54:00.006+08:00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是玻利維亞？為什麼你這樣認同玻利維亞民眾的苦難？被白人壓迫的事情，可以發生在世界各地？為什麼是玻利維亞？

重要的不是波多西這個地點本身，而是波多西給你的那些特別經驗，那些你有而我們沒有的。你只是以為重新回到這裡，可以找回你失去的那些東西。"

--- 女兒於波多西行旅一片中，與Ron Havilio對話

在台灣可以看到的各式影展中，拉丁美洲的片子已經很少了，關於玻利維亞的片就更屈指可數。今年台北電影節，在主要的以巴、愛爾蘭故事中，夾雜了一位以色列導演Ron Havilio於玻利維亞拍攝，分上下兩片，長達四小時的電影--波多西行旅，值得我這個很久不願更新部落格的傢伙好好一推。

看這部片子的時候，我在座位上不斷地有回到玻利維亞的感覺。不但回到2005年在短暫田野中的生活，也回到這幾年來所有聽過的、讀過的、看過的，所有關於那裡的故事與隻字片語資料。

所有那些高原上乾枯卻又驚心的景致，所有人講話的腔調與表達用的語詞，所有帶給觀眾震撼的節慶華服或者生活困境，於我來說都是與導演的會心一笑，並不是因為敘事本身使人發笑，而是有種「是阿...就是這樣沒錯...」的感受。

更能夠會心但卻也笑不太出來的，是導演此片同時也記錄與他同行的妻子、三個女兒的對話。有表面意義上的對話，也有他許多年來忙於電影工作，失去與妻子的平衡關係，及虧欠女兒的童年時光，這種種家人關係的對話。這部有著人文社會關懷的公路電影，同時也翻開了導演本人的家庭相簿。

雖然我還沒有像他一樣大本的家庭相簿，但真實的是，我曾經一再感受到他所說的那種，「夫妻兩人在整個波多西旅程中，各自拿的相機裡，照的相片幾乎沒有對方」，那是因為「我們都被這裡的一切給吸引住了」，這樣的感覺。而那種視覺上的吸引，所帶來的動力，與客觀的所處地無涉，也很難將這樣的感覺傳遞給其他人。那都還只是，我們自己也難以述說的一部份。

（以下有關劇情，若禮拜天才要去看的人，請自行忽略～）

故事的一開始的空間，是從以色列飛往阿根廷首都，Buenos Aires的飛機上。他們要乘車由陸路進入玻利維亞，在此之前，先去拜訪妻子住在Buenos Aires的母親與妹妹。導演與其妻子是以色列人，在建國前，分別因為二戰流亡至法國與阿根廷。妻子在阿根廷軍事獨裁政權開始前不久，毅然決然離開家人，到以色列這個新的國度生活。

1970年，當他們在Buenos Aires完婚後，出發前往安地斯山脈蜜月旅行前，妻子首次跨過Buenos Aires的一座橋，到達對岸，有許多貧窮民眾住的地方。她問孩子知不知道以色列，孩子說知道呢，那個國家有很多戰爭，妻子再問孩子覺得戰爭怎麼樣，孩子說，不好，因為，貧窮的人沒有錢埋葬死去的親人。就這麼簡單的一段對話，與一張生活在垃圾推旁的孩子怵目驚心的黑白照片，道盡了這個歐洲流亡猶太人的後裔，跨過安適生活的圍牆，用眼睛與相機重新認識這塊，不知道能不能算是故鄉的土地。

三十年後，夫妻倆與三個女兒，扛著沈重的行李與攝影器材，再度回到波多西。二女兒正在規劃自己後續的南美洲旅行，在這次拍攝過程中擔任相片記錄；三女兒正處於難搞的叛逆期，負責收音。他們有十一年不曾與父親一同出遊，而父親這次的旅行，卻也沒有明確的拍攝計畫。唯一的工作線索，是夫妻倆當時在旅途中所拍攝的黑白照片，與隻字片語的紀錄。

車子行過阿根廷的北部，車子行過玻利維亞南部，車子行過孩子必須走三個小時上學的小學，車子行過玻利維亞路況差到出了名的山徑，行過駱馬群，行過獨力將司機Roberto扶養長大的母親的新墓。車子越爬越高，波多西海拔4500公尺，是令人難以喘息難以活動易於疲倦易於緊繃的世界最高城市。

鏡頭帶出了波多西當時因壓榨印地安礦工與黑人奴隸挖銀礦製幣，而首屈一指的世界經濟地位；鏡頭帶出了熱鬧華麗的節慶中，譬喻的被壓迫的歷史；鏡頭帶出了至今仍一代代在危險、條件嚴苛的礦坑中求生存的波多西男性的心情，和他們所倚賴的神衹Tio；帶出了2000年時民眾抗議總統下台的活動。每個旅人與觀眾，應該知道的關於波多西的種種，歷史的、社會的、人文的，都說了。

但是妻子因為旅途勞累得了傷寒在旅館中休養，女兒們在礦坑中爬上爬下的拍攝工作中接近情緒崩潰，他們一家人在旅館罩有白色床單的背景下，互相拍攝對方的談話，當時，這趟旅程已經持續一個月左右。妻子約莫還是最能體諒丈夫的人，雖然勞累，她看到路途上絕美的景致時，就會重新找回自己與丈夫間的平衡，片中的Havilio敘事：「回到讓我好想拍著她的笑臉的樣子」。也許當時相機裡也不曾出現丈夫的照片的她，當時是處在與丈夫感受到的同一情境裡的，「阿！被吸引了！」這樣的感覺。

首先加入旅途的兩個女兒則無法理解父親對波多西的感受，她對父親說，三十年前那樣特別的波多西經驗，只屬於父親，並不屬於他們。他們覺得波多西很有趣，但也覺得夠了，為什麼不是巴西的海岸邊，為什麼是玻利維亞？這個又乾又充滿許多不公義，讓人打從心裏與身體上覺得疲倦緊張的地方。父親仍然企圖為自己解釋，玻利維亞好特別，所有的衝突都很明顯，赤貧，就在大街上演。厭倦與父親繼續討論的女兒說，你可曾想過，或許是哪個地方一點也不重要，只是因為你當時剛好到了這裡，有了影響你很大的經驗，如此而已。

Ron Havilio沒有辦法回答，我也沒有辦法在座位上、在心裏為他辯駁，我知道那一切的故事就算說的再精彩，對其他人來說也不過就是另一個異文化的認識，另一個新奇。他同意暫時更改旅程，到海拔2800公尺舒適宜人的殖民古城蘇克雷休息一番。這個時候我又在座位上會心一笑了，誰也不能否認，吃的比較好了，睡的比較飽了，身體與精神不再感覺那麼疲累了，或許是所有旅人，甚至是殖民時期的白人共有的感受。

我期待去看禮拜天的下集～

圖片來源：2008台北電影節官網http://www.taipeiff.tw/Film/FileIntro.aspx?id=40&subid=4016&filmID=168&subcid=4051

哭泣寒村

2008-03-06T10:28:00.004+08:00

昨日與媽媽聊到白色恐怖中的鹿窟媽媽說起一段往事
在此之前
我一直都對boa身邊不斷出現與白色恐怖相關的人事物感到不可思議
而當那段噤聲的記憶用一種自然、模糊、褪了色的方式流洩出來時
卻是比什麼擬真的片段更血淋淋

故事是這樣的
我常常搞不清楚媽媽和阿姨她們叫的「叔叔」是誰
我只知道他並不是外公的兄弟但也不至於完全沒有親戚關係
我不知道為什麼媽媽在平溪小丘上的老家
是跟外婆的弟弟比鄰而居而不是外公的
其實這位「叔叔」是我舅婆的弟弟
媽媽用模糊的推斷方式說應該是舅婆的祖父(廖姓)
在鹿窟事件中遇害
後來舅婆的爸爸與叔叔才搬遷到三坑（今天平溪村）

媽媽說小時候總是搞不清楚
那個二十多歲剛退伍
會彈吉他帶她們姊妹唱歌、會偕同他們到平溪街上看電影的「叔叔」
為什麼總是喜歡帶他們坐台北客運到五坑下車走遠遠的路翻過一座山
去鹿窟廟（今光明寺）旁邊的埤仔摸幾顆大大的田蚌

直到長大以後外婆有幾回跟她們姊妹提起
舅婆的爸爸、叔叔這一輩領到了受難者賠償金
不但幫助舅婆和他的哥哥這一代在台北開起印花工廠
接納她們這些初出社會的小女生
也算是一個可以開始用光明正大的方式
回去撫摸自己的老家與田地的起點

媽媽說終生未婚的「叔叔」五十多歲肝癌過世前
還常常跟她提起「阿珠阿（我媽的小名）
我鹿窟彼邊的舊厝快要整理好細了以後給妳去住」
也許他一直掛念的是"政治犯的後代"什麼時候可以結束這段噤聲的日子
好好地回到自己的老家不再害怕實體的暴力也不再背負眾人不敢接近的標籤

我一直以為我的父母安安全全地在黨國教育下長大
從來不知道我媽也會問我這樣的問題
她說「那時候真的有很多人是被冤枉的對不對？」
「如果不是被冤枉為什麼國家會賠他們錢？」
我一方面驚異這些記憶在人的身體中隨時可能找到縫隙跑出來探頭
一方面也有些難過那段於我們上一輩或上上輩是貼身因而噤聲的記憶
理所當然只能有這樣多的模糊與揣測

我會因為接近當時那些日日生活裡的紋理而流淚
可是我也希望盡一己之力
小心、細心地攤開我們身邊許多人曾經有的記憶
它或許不是唯一重要的事
卻是可以因為覺得被看重而能無所壓抑與懼怕地涓涓流出的我們

圖片來源：
http://publish.tpc.gov.tw/Book/moonbook/moonbook34/reading/reading_right_01.html

公平貿易在南美

2008-02-05T16:58:00.002+08:00

最近幫忙作的公平貿易翻譯工作
我是從位在南美洲的三個組織開始著手
包括玻利維亞的El Ceibo 生產有機可可
秘魯的MINKA 以羊駝毛線製品為主
和智利的Fundacion Solidaridad 以拼布作品起家
光是這三個組織就有很不同的興起背景

El Ceibo位在玻利維亞的谷地
居民大多是來自高地的經濟移民
所以它的經營方式非常聚焦在 "經濟" 面向上
可可的種植是需要一些資本的買地買樹苗
最重要的是El Ceibo這個合作社要繳納入社金
換句話說此地最貧窮的農民是沒有辦法加入的
El Ceibo加入公平貿易、有機食品市場的目的也非常清楚
這是一個利潤相對比較高、和消費方建立關係較穩定的銷售方式
El Ceibo甚至有自己的巧克力工廠
從上游到下游都有能力做到不讓中間商、大企業佔去其利潤的地步

MINKA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比較接近當初我們在田野裡接觸的編織班女性朋友
地點也相當接近就在的的喀喀湖附近
編織主要是女性的活動
MINKA最初興起是因為要避開中間商這一層直接向外找到顧客
和我們在玻利維亞聽過的情形很像
最近他們還發展出MINKA Trail
讓外國消費者、遊客健行到生產者所在的村落進行實地拜訪
這對女性來說最大的意義其實是為家中男性成員增加就業機會
秘魯和玻利維亞有很多男性都會離鄉背井到城市甚至外國工作
家中只留下女性、小孩

目前在Iowa大學任教的一位老師
從事安地斯山脈傳統手工織品販售最繁盛地區厄瓜多Otavalo的研究
之前有跟我提到因為厄瓜多此地區長久以來發展複雜的中間商系統
所以可以和這些利用公平貿易銷售產品的組織作很好的對照
阿～一定很好玩

至於智利的Fundacion Solidaridad
它的前身就是
以前我轉貼過一篇夏曉鵑老師寫的「希望的拼布」的組織
皮諾契執政期間有無數的人遭到逮捕、暗殺、不當審判等
貧窮人民的就業情況也很差
家中男性被捕的女性用不穿的衣服拼出他們對親人失蹤、遭到殺害的恐懼
再偷偷運送到教會藉由外國人士協助運到國外販售
拼布裡頭都縫著一個小紙片是縫製者親手寫的他的故事和恐懼
這篇文章的圖片就是作品的樣子

自己也很期待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
蹦蹦跳跳的～～

圖片來源
http://www.davidson.edu/academic/spanish/allende/spa260a4/kate.html

妖魔或聖者？--切格瓦拉游擊隊與玻利維亞農民關係初探 partIV

2007-10-07T16:30:00.000+08:00

地方居民如何看待游擊隊—妖魔還是聖者？

由於游擊隊行蹤很早就被軍方發現，使得游擊隊一直處於被追擊的狀態，而幾乎沒有時間和地方居民作長時間的接觸，因此關於地方居民如何看待游擊隊，必須從許多片段的紀錄來拼湊。而這個段落的分析又可分為游擊隊運作時期，及切格瓦拉身亡後兩點來談。

從切格瓦拉玻利維亞日記的記載中，我們對此地農民的最大印象就是，他們大多十分恐懼游擊隊的到來。無論是4月16至18日往南邊Muyupampa方向推進，所經之處如Bella Vista, Ticucha, Muyupampa的居民(Guevara 2004[1968]:83-85)，或者是7月5日至7日從La Junta朝北往Samaipata推進時Guevara 2004[1968]:129-131)，切格瓦拉都記載了居民對他們感到害怕。尤有甚者，從La Junta一直遠到Lagunillas的居民，都恐懼游擊隊會帶來軍隊的報復，而舉家逃離。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害怕呢？今日Vallegrande的市長Alfredo Garcia回憶起當時(他12歲)的情景：「因為軍隊的宣傳，我們在夜裡都很害怕，不敢入睡。他們說游擊隊會殺死我們的老人、強暴女孩、偷走小孩。」採訪記者下了一個結論，當初農民不敢加入游擊隊，是因為切格瓦拉被軍方妖魔化(The Miami Herald 2004)。而這個所謂妖魔化的過程，與地方居民和游擊隊有限的互動經驗，及他們看待外來者的方式都很有關係。

他們是「高大、滿臉鬍子的人，帶著背包和武器，操著外國口音，還帶了很多錢。」不過其中有人會講Quechua語，讓人放心不少(Salmón 1990[1987]:57)。從3月9日油田雇用的卡車司機與其助手討論5日遇到游擊隊前鋒部隊的方式，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大的印象：個子高大、攜帶武器、外國口音、帶了很多錢。而游擊隊最早進駐的鐵皮屋，也早在1月19日因為附近居民懷疑他們從事古柯鹼製造，意圖牟取暴利而遭到搜查(Guevara 2004[1968]:32)。從這些片段的形象描述，以及具體的恐懼反應，我們該如何理解居民看待游擊隊的方式呢？在此我必須借用Weismental(2001)對安地斯山脈區域一個關於種族話題的惡魔形象—pishtaco來說明。

Pishtaco是安地斯山脈地區流傳的一種妖魔，它並不存在於某個特定的傳說故事裡，而是一個具體出現的外來者，可能被描述、流傳的形象。雖然關於他的外型與作為描述不一而足，但大致上，從外型看來pishtaco是白人，眼睛是藍色或綠色，體型非常高大，身著皮衣皮靴，常常偽裝成某種具有特殊身份或技術者，有書面身份證明可掩蓋其非法行動，並攜帶奇怪的器具；而pishtaco進入村莊是想要綁架受害者，將受害者的脂肪擷取殆盡，利用這些脂肪獲利。20世紀中，pishtaco的故事版本也出現軍官的形象，比如在秘魯15年的“Dirty War”中，無論是官方軍隊，還是光明之路游擊隊員，對農民來說都是新的ñakaq(Quechua語的pishtaco)，他們像吸血鬼般，把農民的肉拿去餵養游擊隊(Weismental 2001)。Vergara Figueroa和Carrasco(1989)訪問從高地來的難民時，發現pishtaco傳統已經變成談論政治暴力的一種方法。

當然我們並沒有足夠的證據斷言，當時地方居民的確是以pishtaco這個概念看待游擊隊當中的非玻國成員或者是切格瓦拉本人，不過可以從這個概念洞悉的，卻是地方居民有限與游擊隊接觸的經驗裡，大部分是游擊隊的補給，以及的確有幾個當地農民被殺害的消息。雖然切格瓦拉的游擊隊在補給時，對農民都給予相當大方的現金報酬，或者至少會留有賒帳記錄，以表明他們不是強取豪奪之輩，不過牲畜對此地的農民來說是非常珍貴的家產，而不是大規模畜養販賣的商品，農民賣掉任何一隻牲畜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彌補損失(Salmón 1990[1987]: 88)。不過在畜牧業發達的阿根廷成長的切格瓦拉卻難以理解這點，他在7月3日的日記寫道游擊隊必須用很貴的價錢採買，他認為這是農民用來平衡他們的恐懼的方式(Guevara 2004[1968]: 129)，殊不知就連玻國軍隊在此也同樣遭遇肉品補給的問題(Salmón 1990[1987]: 88)。

換言之，雖然游擊隊竭盡所能地友善對待當地居民，他們的存在仍對居民來說是一種剝削，可能就像pishtaco一樣，帶走他們的財產，帶走人的生命。9月22日，游擊隊到達Alto Seco，首次有機會與農民作長時間接觸，企圖以演說吸引新血加入窮途末路的游擊隊，並說明自己拿起武器奮戰的理由，沒想到台下的農民一片靜默(Guevara 2004[1968]:177)，他們當時可能並未親眼見過什麼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卻只看到眼前的游擊隊用槍指著他們((Salmón 1990[1987]:168-169)，指責他們不了解一切都是為了他們而戰，並換走了村子裡許多補給品。

然而，當切格瓦拉被捕身亡後，最後拘禁他的小村La Higuera，以及他的屍體暫時放置地Vallegrande，除了當地居民，10月8日9日還湧入了許許多多鄰近村社的農民圍觀。玻利維亞軍官Salmón(1990[1987])推測，想看看傳聞已久的惡煞也是人之常情，此外玻利維亞高地也一直都有關於私刑、屍首示眾的現象及相關討論。不過這個屍體的觀看行動，卻產生了意料之外的結果。當初在Vallegrande的醫院幫忙清洗屍體的護士Susana Osinaga說：「他來的時候眼睛還開著，讓我印象深刻，他看起來就像基督，有大鬍子、長頭髮和睜開的眼睛(The Miami Herald 2004)。」

於是，La Higuera聖者格瓦拉(San Ernesto de La Higuera)和Vallegrande的基督(El Cristo de Vallegrande)的名號便不脛而走。今日，切格瓦拉的圖像出現在La Higuera家戶的牆壁上、市場的攤位上，和耶穌、聖母瑪麗亞、其他天主教聖者的形象被擺在一起(Common Dreams News Center 2004)。這個現象無法理解為觀光化之後，農民對切格瓦拉的擁抱；因為聖者施展神蹟的名聲，必定需要靠時間累積。La Higuera農民Manuel Cortez說：「就好像他還活著，與我們同在，像個朋友一樣。他對我們來說像是聖母一般，我們說『切，幫助我們的工作，也幫助我們這次的耕作。』然後就總是很順利。他當時就像我們的父一樣受難，骨肉都是(Common Dreams News Center 2004)。」另一個農民Juan Pablo Escobar說：「如果你向天輕聲呼喊切格瓦拉的名字，或者為他點根蠟燭，你就會找到你走失的牛羊(The Boston Globe 2004)。」

Vallegrande的情況則比較複雜，護士Susana Osinaga和大家一樣有一張切的照片，她認為：「因為他的血流在Vallegrande的土地上，我們將永遠和切的名字連在一起(BBC News 2004)。」市長Garcia說：「現我們把他看成一個聖者，聖者Ernesto，彌撒時人們為他的靈魂祈禱，他們覺得他是為我們而死，他的墳前總是充滿了花(The Miami Herald 2004)。」但文化之家博物館館長Carlos Sosa也證實了：「有好一段時間，這裡的人不願意讓我們的城鎮等同於切的名字。他的名字過去還真是嚇壞了大家。但現在我們看到他可以帶給我們的好處了(The Boston Globe 2004)。」

外來者令人恐懼的強大力量，可以是剝奪地方居民的財富與生命的負面力量，也可以是保佑生業順利的正面力量。或許我們不應該說觀光化以後，過去背叛切格瓦拉的地方居民才很諷刺地熱情擁抱他，因為他們對持有力量的外來者的期待也許從來不曾改變：1967年2月16日，切格瓦拉記下，一位農民向他們借貸1000 peso來買豬、養豬。切的觀察是，他有資本主義式的野心(Guevara 2004[1968]:46)，但這個事件也呈現了當地居民對持有力量的外來者的期許。

後記

在切格瓦拉逝世四十週年的今日，全世界依然有許多年輕人景仰他的思想、行動與精神。而這樣一篇在有限時間內，完全依靠整理文獻而得的文章，能為景仰切格瓦拉的青年學子提供的，是除了投注社會關懷的熱情外，我們還需要瞭解被關懷對象如何看待他們生活中遭遇的問題？他們期待我們帶來什麼？和我們原本的理想有什麼不同？如果不同，我們又該如何繼續前進？都是重要的問題。

妖魔或聖者？--切格瓦拉游擊隊與玻利維亞農民關係初探 part III

2007-10-07T16:19:00.001+08:00

Ñacahuasu及其周邊地區整體圖像

游擊隊打算當作訓練基地的這個地區，正好處在巍峨的安地斯山脈與平原之間，西部是安地斯山脈的延伸，海拔高度達3000m；東部是潮濕的平原，海拔高地僅有500m左右。聳立的山頭之間是深切的峽谷，行進非常困難(Salmón 1990[1987])。當時主要聚落人口數如下表(Salmón 1990[1987])所示：

聚落名稱 1967年人口數
Lagunillas 932
Muyupampa 876
Camiri 12,871
Florida 280
Samaipata 1,696
Alto Seco 420
La Higuera 296
Vallegrande 7,841

相較於當時西部高地一個重要的人口移入城市El Alto，1967年人口為95,000人，這個區域最重要的新興採油聚落Camiri[1]也只有12,871人，加上前述此區地形常有深切峽谷，不易出現集村狀態，正符合游擊隊訓練基地要求人煙稀少的條件。

這個區域自古就是印加帝國伸展的東緣，游擊隊運作地區的西部有幾個聚落的名稱是屬於Quechua語，亦即印加帝國統治者的語言：Samaipata, Pucará, Incahuasi, Muyupampa, Churo。而此地區東部則多是屬Guaraní語的聚落名稱：Abapó, Ipitá, Ñacahuasu, Iripití等(Salmón 1990[1987])。雖然聚落名稱的語言，並不一定等同於當時居民所使用的語言[2]，但大致上我們可以了解，一開始游擊隊主要行經的東半部區域，居民多使用Guaraní語；最後兩個月行經的西部高海拔聚落如Alto Seco, La Higuera等地的居民是使用Quechua語的。越接近城鎮，居民使用西班牙語的比例和頻率越高。雖然游擊隊的非玻國成員，從1月11日起就開始學習國內最多原住民使用的Quechua語(Guevara 2004[1968]:29)，但被迫提前進入作戰狀態，以及大多數時間都在居民使用Guaraní語的區域活動，也成為游擊隊與當地居民溝通的障礙之一。

雖說這個地區當時農民組織動員的能量非常微弱，但如果從長期的原住民反抗歷史來看，居住在這個區域，屬於使用Guaraní語的Chiriguano印地安人，可是以抵抗印加帝國、西班牙殖民者及玻利維亞共和國政府的鎮壓聞名[3]。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92年的Kuriyuqui[4]戰役，這是Guaraní人民第一次的嚴重挫敗。Juan Tejerina回憶起老人說過，戰役發生時有好幾千人參與，後來倖存者就分散到阿根廷或者高山上去；無論是女人、小孩或成人都被分配或販賣到富人家裡或大莊園裡作工，開始了一百年沈默、分散與服從的時代[5]。一直到1982 年玻利維亞東部原住民聯盟(CIDOB)創立，1987年玻利維亞Guaraní大會(APG，在CIDOB之下)創立，才又開始一個積極組織動員的時代(Estellano 1998)。

就連1952年的國家革命，在一連串的鼓勵土地墾殖過程中，也未能帶給這個區域組織動員的能量。革命後，Santa Cruz的土地並不像西部被沒收重新分配[6]，而是藉由資本的挹注、現代科技與僱佣勞力的使用，從大莊園(latifundia)轉型成為大規模農作企業。特別是Santa Cruz北部區域的居民，從原本以asentado[7]或apatronado[8]方式滿足莊園勞力需求，轉為搭上革命後東部土地鼓勵開墾的風潮，想要擁有自己的土地(雖然大部分土地仍為大企業主持有)，不願忍受甘蔗或棉花莊園的工作，而如果需要現金薪資，就在各個莊園間移動打零工。由於農業革命之後勞力需求增加，莊園經營者認為這樣的勞力形式相當不可靠，加以國家政策鼓勵移民，強力招募來自高地、谷地的農民[9]，以及來自Cordillera的Chiriguano印地安人(Gill 1987)。換句話說，游擊隊當時遭遇的人群，包括藉由墾殖熱潮獲得自己土地的小規模農作者，或者在大規模農作莊園間打工的農民或印地安人，也可能是兩種身份兼具者。例如7月1日記載，前鋒部隊昨天所借住的地方是（Piojera河畔）Don Nicomedes Arteaga的咖啡莊園(plantation)，以share crop的方式運作，有六個來自San Juan的農場工人(Guevara 2004[1968]:128)。

而農業革命後建立的工會，一開始相當於一個村社的範圍，由於要共同爭取關於墾殖地的福利，工會還有某種程度的凝聚力。但60年代期間，因為大地主併吞土地情形增加，生計方式由自給自足的耕作轉向薪資勞力後，村社內部因此產生空缺，由高地或谷地來的移民填補。不同來源的移民使用不同的語言或方言，加上經濟分化，以及軍隊的控制，使得工會漸漸失去功能(Gill 1987)。換言之，切格瓦拉當時遭遇的，正好是此地村社組織動員呈真空狀態期間，農民對土地的需求所能帶動的動員能量，似乎還沒有累積到一定程度。不過，這也不代表此地完全沒有組織人群的方式。

自小在Vallegrande成長的玻國軍官Salmón(1990[1987])就指出一項顯著的人群組織方式：家族。例如Vallegrande，建於1612，因位於高地與平原間，成為重要的貿易與商業中心，居民擅長貿易活動，活動範圍遠至Lagunillas及其他城市，並擴展他們的家族聯繫。所以Lagunillas所在的Cordillera地區，特別是城鎮裡面，與Vallegrande有強大的家族聯繫。這點在游擊隊的地方形象經營上有很大的影響，3月23日，游擊隊在與軍方交火時，也誤殺了軍方的農民嚮導Epifanio Vargas[10]，游擊隊成員固然對農民的背叛感到生氣，切格瓦拉還是親自登門向他的繼父N. Rodas道歉，以表示他們不是濫殺無辜的惡魔；但是4月25日，游擊隊與軍方交火時又誤殺了一名農民嚮導Luis Beltrán Rodas，卻不知道這就是N. Rodas的孫子。第二個家族成員遇害，引發了遍佈Muyupampa區域的Rodas家族對游擊隊的憎惡(Salmón 1990[1987]:93) Muyupampa甚至早在4月20日就組織了代表團去見游擊隊，要求和平的生活，卻得到游擊隊認為武裝革命是唯一出路的回應(Salmón 1990[1987]:89-90)。

總括來說，這個區域的整體圖像，是一個地形複雜、人口稀少且分散、族群及語言多元、家族內部與家族彼此之間聯繫強大，但農民工會組織真空、土地需求尚未累積到很尖銳程度的區域，作為游擊隊與地方居民互動的大舞台。

[1]Camiri，是Chaco戰爭以後因為石油開採而新興的城市，有來自各地的移民。因位在Parapetí河岸，在Chaco戰爭時扮演重要的補給角色，戰後軍方亦積極組織發展此城市，促使它因開採石油相關人員與軍隊而持續成長(Salmón 1990[1987])。
[2]比如Muyapampa，根據玻利維亞日記，當時居民是Guaraní人。
[3]例如Lagunillas就是1830年代共和國政府為了抵禦Chiriguano而設置的聚落所發展出的城市(Salmón 1990[1987])。
[4]距今日Camiri 60公里遠(Estellano 1998)。
[5]期間雖然有再組織的行動，比如1936-1947年間的Las Escuelas Indigenales de Raqaypampa，最後因為缺乏資源及莊園主的壓迫而式微(Estellano 1998)。
[6]例如Cordillera當時只有6.7%的土地在Chiriguano村社手上，其中只有一半擁有產權，其餘都屬於大莊園(Estellano 1998)。
[7]為莊園主耕作，提供勞力以換取住處、少量薪水，地主常藉由授與工人土地來擴張可耕地範圍(Gill 1987)。
[8]直接隸屬於莊園主(hacendados)，主要由印地安家庭組成(Gill 1987)。
[9]主要移出地為Cochabamba和Chuquisaca，移民族群身份屬Quechua(Gill 1987)。
[10]Rio Grande附近的土地，過去屬於Guaraní村社居住，墾殖風潮期間，由一個大莊園主賣給墾殖者(Estellano 1998)。

妖魔或聖者？--切格瓦拉游擊隊與玻利維亞農民關係初探 part II

2007-10-03T17:29:00.001+08:00

為什麼切格瓦拉選擇玻利維亞？

玻利維亞軍官Gary Prado Salmón在他1967年10月8日的日記上，記述他與切格瓦拉談話的內容時，提及他對切格瓦拉說，他來到玻利維亞從事游擊隊活動，根本就是選錯了國家；而切格瓦拉回答他，難道，玻利維亞不正是拉丁美洲獨立的起源地嗎？Salmón回答說，但玻利維亞也是最後一個成功獨立的國家(Salmón 1990[1987]:251)。如同Salmón的見解，許多探討都指出，切格瓦拉的失敗是因為他不了解當時玻利維亞的情況。在這個段落中，我們將先試圖了解，玻利維亞當時處在什麼樣的政治狀態中，而切格瓦拉選擇玻利維亞的原因是什麼？他為什麼又選擇了當時人煙稀少、農民動員能力較弱的Ñacahuasu地區進行游擊隊活動？

首先我們必須從切格瓦拉所抱持的革命理論談起，先理解他是如何構想革命計畫的。根據古巴革命成功的經驗，切格瓦拉當時進入玻利維亞時，所抱持的思考方式被稱為中心理論(foquismo)，大意是由一個處在地下狀態的武裝小組，創造出一個革命的中心(foco)，只要在中心點燃火花，革命的烈火就會延燒全國，擊潰寡頭政治國家的正式編制軍力，而拉丁美洲的中心就在農村。這是因為，依照早期的依附理論，拉美的城市是統治階級的根據地，城市中的工會非常容易受到壓迫；而徒具民主形式的選舉活動，又十分容易受到控制，因此，唯一前進的辦法只有武裝革命。而拉丁美洲的農村早已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並不是封建的模式，因此武裝革命中心要贏得農村支持並不會有障礙，等到農村根據地形成後，再來尋求城市的支持(Bethell 1994)。

切格瓦拉選擇玻利維亞，一方面是因為玻利維亞，特別是安地斯山脈區域的印地安人，有悠長的動員反抗歷史，連綿至切格瓦拉身處的1960年代，特別是在礦工的部分，因為軍政府的打壓而格外蓬勃(Waters 2001)。雖然這並不代表切格瓦拉完全認同玻利維亞動員的有效性。比如1977年6月24日，西部高地的礦坑Siglo XX發生軍方屠殺礦工事件後，切格瓦拉計畫透過信差將Communiqué 5送出游擊隊根據地，文中表達對礦工運動的同情，同時也呼籲礦工加入武裝革命的行列，因為「英勇的胸膛抵擋不了機關槍，抵擋不了現代的毀滅性武器，就算建得再堅固的路阻，也沒有用(Salmón 1990[1987]:148)。」事實上切格瓦拉所欣賞的玻利維亞長久的動員反抗歷史，在身體與空間的使用上，或許是抵擋不了國家軍隊的武力，但卻不一定是毫無效果的（褚縈瑩 2006）。

另一方面玻利維亞也有一些客觀條件上的優勢。切格瓦拉進入玻利維亞前所構想的，是在此建立拉丁美洲的游擊隊基地，這個基地選址的要件，最好可以和很多國家接壤，首先完全控制基地國，再深入鄰近國家，加強既有革命中心(foco)或創造之。因為是個訓練基地，所以選擇的區域必須孤立，氣候及地貌要接近受訓者即將面臨的實際狀況。最終，基地國應成為整個拉丁美洲革命的政治軍事中心。本來有兩個國家納入切格瓦拉考慮的範圍：秘魯、玻利維亞，但秘魯共產黨武裝鬥爭失敗後，國內風聲鶴唳，使得玻利維亞成為較容易進入的國家(Salmón 1990[1987])。

那麼要在玻利維亞的何處設立呢？依照游擊隊中玻國成員的理解，國內有幾個重要的動員區域是墾殖者(colonizer) 的區域，如下左圖表示，包括La Paz地理區(departamento)的Caranavi與Los Yungas一帶，Cochabamba地理區的Chapare，Santa Cruz，Alto Beni等。Alto Beni和Los Yungas首先被挑出來不作考慮，因為這兩地的工會由政府支持；玻國游擊隊成員事先在Caranavi和Ñacahuasu都購買了土地，而選擇位在Santa Cruz的Ñacahuasu是因為這裡屬於熱帶氣候，可能與將來受訓成員的運作地點較相似。且此地人口稀少，游擊隊訓練活動不易被發現；此外，Ñacahuasu區域地形多變，作為訓練將來要適應各種地形的游擊隊訓練基地十分有利。且Ñacahuasu附近有Camiri油田，或許可以藉由控制油田來打擊美國 (Salmón 1990[1987])。

換言之，Ñacahuasu是被選中當作一個訓練游擊隊的基地，並作為農場種植補給所需，而不是當作游擊隊運作地點，這點可以從玻利維亞日記一開始，切格瓦拉提到要找一位農藝專家來證明。沒想到，游擊隊卻因為行蹤過早暴露，而在此被迫作戰。當年參與游擊隊城市支援活動的Rodolfo Saldaña也承認，Ñacahuasu的確是一個人煙稀少又沒有組織動員力量的地方。(Waters 2001)

不僅僅是Ñacahuasu地區的農民組織動員力量微弱，批評者多認為切格瓦拉忽略了玻利維亞農民運動有它自身獨特的歷史，特別是指他無視於1964-1968年間的軍農協定(Military-Peasant Pact)，造成當時農民運動並不同情游擊隊武裝革命的情勢。所謂的軍農契約，興起背景必須從玻利維亞1952年的國家革命的結果談起。52年革命以後，革命政黨MNR(Movimiento Nacional Revolucion)本來想以平行於行政體系的農民工會組織治國，但是經濟衰退與財政吃緊，使得黨與農民之間立定的社會契約出現裂縫。1952-1964年間的歷史研究顯示，只有Cochabamba是以農民工會組織人群相當成功且穩定的地區，西部高地比如位在L a Paz的Achacachi，農民工會組織被村社吸收成為反抗組織；在北Potosi則遭到反抗，農民工會只是官方組織(Rivera 1987)。

從1964年Barrientos執政後展開的軍農協定，是軍隊直接與政府資助之工會運動連結的體制性結構，相對於MNR時期國家—黨—工會的連結結構。具體說來，是取消了cantón的領袖corregidor，及provincia的領袖subprefecto。而sub-central和central層級的領袖由軍隊指派的代表擔任(Rivera 1987)。這個嚴重性必須從革命後玻利維亞的行政體系結構來了解：MNR將國土分為地理區(departamento)，省(provincia)，省區(secciones de provincias)，縣(cantón)，總局(central)，次總局(subcentral)，村社(comunidad)等層級，並在每個層級設置相對的農民工會。從圖示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軍隊確實直接由工會組織的中、高層級，控制了農民工會機器。這點也從游擊隊最後被追擊的過程可以印證，1967年9月26日，游擊隊抵達La Higuera，此地的行政長官(magistrate)早在幾天前就通報Vallegrande(屬於provincia)的subprefecto此處有游擊隊活動(Guevara 2004[1968]:179)，這個行動代表的不只是向行政上級報告，同時也是軍方內部間接得知游擊隊動向的情報流通方式。

所謂的軍農契約，最重要的權力基礎來自Barrientos的特人領袖魅力，使農民能夠投射父權國家(paternal state)的想像在他身上，而軍農協定也特別是在Barrientos出生地Cochabamaba最為成功；換言之，Barrientos執政時期軍農契約也並不是十分穩定(Rivera 1987)。因此，與其說切格瓦拉對當時玻國軍農契約的狀態相當無知，不如說他對於這個契約不穩定的狀態感到樂觀，認為或許有機可乘，這點我們可以從玻利維亞日記清楚推知。

比如在日記中，對於1967年3月的分析，切格瓦拉指出敵方已經開始採取行動反制游擊隊，方法之一是農民動員(Guevara 2004[1968]: 72)。所謂的農民動員，是指原本Barrientos政府曾考慮以工會系統動員農民軍，但後來因為諸多考量而暫緩實施(Salmón 1990[1987])。即便如此，特別是Cochabamba地區農民的主動表示願意參戰，彰顯了軍農契約有力的部分。比如7月19日的記載指出，Cochabamba農業工會組成政黨，聲援Barrientos(Guevara 2004[1968]:136)。不僅是對於整個國家尺度的軍農契約有警覺，切格瓦拉也意識到他所在的區域也受到軍農契約影響。包括同年6月30日記載，接待他們的Don Lucas為他們介紹環境時，特別提到鄰居Andulfo Díaz是此區農民工會總書記，支持Barrientos (Guevara 2004[1968]:125)。6月分析中指出，軍隊對農民的滲透很成功，村社裡每個人都成了告密者(Guevara 2004[1968]:126-127)。

換言之，切格瓦拉對於玻利維亞軍農契約狀態，是有意識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認為這個契約並不穩定，游擊隊有機會成為革命的觸媒：6月13日，切格瓦拉藉由廣播內容，寫下他認為玻國的政治巨變很有趣，無數的協定與反協定，游擊隊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最適合擔任催化劑(Guevara 2004[1968]:116-117)。7月14日更記載，PRA和PSB從革命陣線(RF)退出，農民警告Barrientos不能與Falange(FSB)結盟，政府分崩離析，可惜游擊隊人力不足(Guevara 2004[1968]:134)。同時，從親身與農民互動的經驗，切格瓦拉也感受到農民對軍方並不是完全的臣服與順從，而是一種策略性的結盟，例如7月20日記載游擊隊6日在Samaipata襲軍的行動已經傳遍鄰近區域，農民們還加油添醋，軍隊的失敗成為農民的笑柄 (Guevara 2004[1968]:136)。玻利維亞軍官Salmón(1990[1987])認為，聯盟關係的不穩定，一向都是玻國政治生態的特色，並不會因此發生革命一般的秩序崩解，切格瓦拉的評估實在過於樂觀，也說明了他並不了解玻國政治。姑且不對Salmón的評價表達立場，我們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切格瓦拉意識到軍農契約的存在，且在推動革命者的眼中，它是有機會轉化成革命能量的。

[1]所謂的墾殖者，是指玻利維亞1952年國家革命後，政府積極鼓勵。過剩的西部高地人口往東部大片平坦、空曠國土開墾的移民。
[2]革命政黨MNR在1952年革命成功以後，承諾農民將過去屬於大莊園的土地分給農民，並且在農民村社中扶植工會組織，平行於國家的行政體系，各地農地歸還與工會滲透的程度不一，簡略地說，西部比東部成功。
[3]但事實上Camiri和Tatarenda只生產家用燃料(Salmón 1990[1987])。
[4]事實上，Salmón(1990[1987])也認為游擊隊沒有針對這點乘勝追擊，是他們最終無法贏得農民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游擊隊的知名度應該透過在人多的地方造成大家恐懼但是矚目的事件(spectacle)，讓居民覺得軍隊無法保護他們，這樣才能影響公眾意見。

妖魔或聖者？--切格瓦拉游擊隊與玻利維亞農民關係初探

2007-10-02T16:51:00.002+08:00

攝影者：Kevin Molone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地點：Pucara

前言

2004年10月8日，位在玻利維亞東南部的小村莊La Higuera，因為切之小徑(Ruta del Che)的經營運作，在國際援助團體Care Bolivia與玻國軍隊的協助下正式展開，而突然成為國際媒體注目的焦點，而La Higuera正是切格瓦拉1967年10月9日死於玻國軍官槍下處。其實，因為景仰切格瓦拉而跑到這個遙遠又荒涼的小村莊的旅遊行為，並不是2004年才開始的；但2004年La Higuera受媒體矚目的原因，恐怕是因為，接受國際援助團體及官方協助，當地居民企圖將游擊隊活動的歷史、遺物及空間，轉換為生財之道，因而熱情擁抱切格瓦拉，對照1966-1967年時他們對切格瓦拉游擊隊的恐懼及敵意，成為許多國際媒體暗暗嘲諷與感嘆的一點。

無論是從切格瓦拉自身的記述（玻利維亞日記），或者日後眾多民間、學界出版品中探討游擊隊當初失敗的原因，以及大眾媒體的再現中，這群在玻利維亞東南部當初可能與游擊隊有所接觸的農民，是「背叛」了切格瓦拉的一群人：他們因為所受的思想教育有限，無法理解游擊隊其實是為了解放深受美國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所苦的他們，才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進行武裝革命；這群農民甚至向軍方告密，加速了游擊隊的滅亡。而現在，他們不但不以自己過去背叛了切格瓦拉為恥，還因為觀光的利益而熱情擁抱切格瓦拉。這對許多景仰切格瓦拉的人來說，不啻是一大諷刺。

站在切格瓦拉當時的革命理想這邊，沒有錯，這的確是一大諷刺。但是我們從這些試圖平衡報導的記者手中，也看到一些當地居民想法透露出的蛛絲馬跡，讓我們用另一種可能性，來理解196-67年間，農民不接受游擊隊的歷史懸案。換言之，這篇文章想要探討的，並不是剖析切格瓦拉游擊隊失敗的原因，而是初步透過一些當地民眾說法，延伸出可能的切入角度，來理解為什麼當時切格瓦拉令農民聞風喪膽、陽奉陰違，又為什麼他死後部分地區人們將他視為地方上的聖者(santos)？人們今日又擁抱他，純然只是因為他帶來人潮錢潮嗎？這群農民只是一群無知又只注重眼前利益的人嗎？到底玻利維亞東南部的農民如何認知這個外來者呢？

這篇文章將分為三個部分進行，首先要說明切格瓦拉當時為什麼選擇玻利維亞的Ñacahuasu地區作為根據地？其次，這個地區的整體圖像為何？而當地居民可能又是如何看待切格瓦拉所率領的游擊隊？說明以上各點時，也會穿插切格瓦拉的玻利維亞日記，試圖分析他當時可能遇到了哪些問題？

Keep Walking

2007-08-14T16:46:00.000+08:00

我的圓夢學堂報名表，通過了初審 :)

無論最後可以進展到哪個階段，這份報名表上寫的事情，都是我有一點不切實際又希望它成真的夢想，與大家分享，也請給我意見

個人簡介(請扼要介紹您的個人經歷，讓評審對您有更深入的認識)
我想以倒敘這幾年來帶領我走向這個夢想的經歷，來介紹我自己。這個夢想和我的碩士論文有極大的關連，2006年我從台大人類所碩士班畢業，論文題目是：玻利維亞社會運動策略的空間政治，裡頭所描述的，是南美洲玻利維亞的社會運動參與者，自四面八方徒步遊行兩、三百公里到首都抗議，以及在海拔四千公尺高原上撿拾石頭灑在公路上，阻止鎮壓軍隊通過的故事。支持我完成這本論文的最大動力，是我2005年二至三月於玻利維亞田野工作中，巧遇的社會運動事件，以及我在當地所認識的朋友對此事件的嚴肅態度。

之所以千里迢迢搭乘將近二十四小時的飛機，到一個大多數台灣人陌生的國度：玻利維亞，進行碩士論文田野工作，是大學社團經驗帶給我對社會運動的興趣。在自然保育社，藉由實際議題的參與，我發現環境議題在今日的台灣，經常與地方參與、原住民文化與權益，及其他弱勢團體社會運動緊密結合，這促使我進入人類所，企圖了解一個學科如何認識其他群體、其他文化，並在決定碩士論文的題目時，選擇以社會運動聞名的拉丁美洲為地點，社會運動為主題。

夢想實踐計劃　

1. 夢想概述 (請摘要您的夢想起源、內容以及實踐計劃
我的夢想起源於碩士論文完成以後，與別人分享我的研究成果時，所收到的反饋。原本我並不期待台灣對如此陌生的國度感興趣，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無論是論文口試時，口試委員對我論文中提及的故事想進一步了解的興趣；或是數次碩士生論文發表會時，某些閱讀過我文章的與會同學，踴躍提出直指現象核心的問題；甚或是西班牙語文班從事各行各業的同學，都讓我驚喜地發現：其實台灣對拉丁美洲充滿了興趣，我們只是缺乏讓大家眼睛一亮的豐富、有趣材料，來延伸出想更深入認識這裡的慾望。

所以我的夢想內容，是在台灣慢慢建立一個像海綿般的拉丁美洲工作室，所謂海綿，具有既可以吸收、學習，也可以在吸收到一定程度後，將所學所想流洩出來的特質。一部份的工作內容，是以1~2年為單位，定期轉換或延伸主題，逐步建立拉丁美洲出版品的圖書資料庫，搭配拉丁美洲實際田野工作，嘗試民間機構研究；而另一部份的工作，是針對這些定期建立的主題及其研究成果，以網路、刊物、展覽、表演、影展、座談等形式，將深度的拉丁美洲介紹給一般民眾。要完成這個夢想，我計畫的第一步是申請拉丁美洲研究博士學位，一方面繼續學習關於拉丁美洲的各個面向，另一方面認識其他有助於未來工作的領域，如拉丁美洲的新聞學(journalism)、電影、文學、政治科學等領域。

2. 夢想目的 (請簡述您希望達成的目標)
我希望能慢慢創造出一種新的認識異文化，特別是拉丁美洲的方式。仔細觀察，台灣現有認識異文化的管道有幾種，一是學院中如人類學、外國語文、國關外交等相關研究者的研究著作，這類成果固然深入透徹，但表達的學術語言形式卻常讓一般民眾卻步，畢竟其主要目的也並非介紹異文化。二是為數眾多且平易近人的大眾文化，比如旅遊冒險節目，或者以文字照片呈現的出版遊記、部落格等。介紹拉丁美洲的大眾文化管道，固然在台灣也還為數不多，但除了穿插一些異國情調的元素(如飲食習慣、自然景色)外，主要表達給閱聽人的卻經常是以下幾種主題：(1)第三世界的經濟落後或戰亂頻仍，但當地人民依舊積極、樂天的刻板印象；(2)作者本身在冒險過程中的心情起伏與心理成長。換句話說，無論是哪一種主題，閱聽人所看到的都是一個帶有強烈「自己」的旅行者，以致於各個異文化不同的有趣之處經常被埋沒在這些同質的自我與刻板印象中。我希望能從我最熟悉、有熱誠的拉丁美洲開始，建立一種試圖透過他者的想法、他者在生活中遭遇的問題，來了解其他文化、其他群體的方式。

3. 夢想的重要性及影響力(請描述您將如何透過夢想的追尋與實踐，為社會帶來正面積極的影響力）
我希望這樣一個夢想的實踐，可以讓越來越多人投入，兼顧學習與呈現異文化的工作，而讓我們的旅行或冒險文化，去除一種對旅行者的距離感與崇拜。現在因為資訊較少、路途較遙遠，對於眼前出現一個說：「我去拉丁美洲旅行過」的人，我們通常會投以羨慕的眼光，急於知道這次旅程中旅者所拍攝的異地風情，發生了哪些不可預期卻又是我們想像會在非進步國家旅行遭遇的意外事件，以及哪些符合我們原來對異國情調想像的旅途見聞。甚至，到台灣遊客罕至的地方旅行變成一種戰果的累積。

換句話說，第一，我希望藉由持續學習、田野工作的工作模式，推廣一種，到遙遠異地旅行不再是一生當中一定要作一次的英雄式行為，而是生活當中持續認識、關心國際社會的生活方式。第二，我希望藉由普遍推廣拉丁美洲資訊的工作成果，能讓拉丁美洲成為台灣大眾日漸熟悉的一個區域，減輕拉美在大家心目中神秘而遙遠的形象。

4. 推銷你的夢想 (請陳述您的夢想應該被資助的理由）
我們有許多的夢想支援計畫，鼓勵台灣的年輕人走出島民心態，並具備「國際觀」。可是所謂的國際觀，通常指的是對台灣各方面指標是否躋身先進國家之列進行評比，或者分析台灣在國際競合中的地位，以預言台灣產業發展方向，及與他國民間組織、社運交換經驗等等。檢視這些「國際觀」的養成，會發現其實我們缺乏的不是走出去的機會，而是走出去以後，我們用什麼眼光來認識他人？而這個夢想的實踐，期待能在台灣社會慢慢形成一種新的「國際觀」，透過了解當地社會、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面向的基礎，進而思考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是在什麼樣的基礎上可與他國互相借鑑？投資一個致力於培養認識異文化視野的夢想，應該與投資年輕人「走出去」的工作並行才是。

6. 海外學習目的及計畫(請具體說明您的海外學習目的及計畫，例如提供預計學習的課程內容等輔助說明。如有必要，我們將進一步與您聯絡，並請提供書面文件以資證明）
我所要申請的拉丁美洲研究博士學位，以2008年排名拉丁美洲史研究第一名的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為例，它所提供的是一種跨學科分界的可能性，我認為比傳統分科更能幫助我儲備實踐一個非純學術研究夢想的能力。首先，這個學位的博士論文必須跨二至三個領域，我希望以主修人類學，副修政治科學及拉丁美洲新聞學或廣電。一方面繼續發展自己碩士論文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藉由學習其他學科，了解各種大眾傳播媒介，以利未來的夢想實踐工作。拉美研究中心邀集各系一同開課，包括人類系、社會系、歷史系、哲學系、地理系、經濟系、政治科學系、法律系、廣電系、新聞系、藝術暨藝術史系、音樂系、西班牙語文系，及生命科學相關科系等，學生必須對於選修領域的理論及方法論有深入的了解。其次，各校拉丁美洲研究學位都會加上語言程度要求，包括流利的西語能力，及閱讀另一種語言（如當地印地安語）的能力。換言之，透過這個博士計畫，我預計儲備語言能力，與跨學科的研究能力。

7. 所學課程對實踐夢想之具體幫助(請具體說明您的海外學習課程如何幫助您達成夢想，例如該課程能習得的技術、知識等，將如何在您執行夢想的過程中被運用。如有必要，我們將進一步與您聯絡，並請提供書面文件以資證明）
拉丁美洲研究所提供博士學位的課程，我認為可以在三方面幫助我實踐夢想：

第一、我可以結合社會科學與傳播媒介的課程學習：在夢想目的一欄我曾經表達過，目前台灣介紹異文化的媒介，對我來說，有一種社會科學與大眾傳播的斷裂：社會科學的研究離一般讀者太遠，而大部分的傳播媒介又經常缺乏社會科學觀察異文化的視野。因此，拉美研究提供的跨學科訓練，能夠有效地幫助我習於操作結合社會科學與傳播媒介的工作，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拉丁美洲。

第二、我可以獲取更多與拉丁美洲交流的管道：美國擁有長久的拉丁美洲研究傳統，且來自拉丁美洲的移民為數眾多，各式拉丁美洲研究資源，諸如資料庫、研討會、學者，甚至紀錄片、電影等等，都呈現「面」的狀態。與其在台灣從「點」的狀態開始，我認為到美國修習此學位能協助我更快掌握各式認識拉丁美洲的資源。

第三、語言的生活情境訓練：美國有許多的拉美移民，特別是南部各州，而拉丁美洲研究通常也以這些州立大學為重心。我認為除了博士候選時，必須通過的語言能力檢驗外，生活情境中的西語訓練，也可以深化我實踐夢想的基本能力。

Memory for the Absents

2007-08-06T13:18:00.001+08:00

這個週末，搭了四個小時的火車到台南，為了我在台北錯過的，秘魯劇團Vichama的座談與表演。

Vichama來自秘魯首都利瑪附近，一個名為Villa El Salvador的移民城市，生養Vichama24個年頭。Villa El Salvador感覺有點像玻利維亞的El Alto，位在首都旁邊的困苦移民城市，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不到10%可算生活寬裕的家庭，一個月能有180美元左右的收入。

劇團裡的演員，都是年幼時參加過Vichama的工作坊，自此投入社區劇場工作，長達十年左右的歷史。Vichama平時在社區從事的工作，大多是以小朋友、青少年、教師為對象的工作坊，在工作坊中設計一些與參與者生活密切相關的主題，例如：垃圾、家暴、種族、用水等，讓參與的居民自己創造出表達自己對這些問題感受的方式。這樣輕描淡寫地述說或許看不出什麼重要性，但當團員說明，在一次家暴的工作坊裡，小朋友將父母帶來看自己的戲劇表演，小朋友在戲劇中表現出，他們對於在家中被父親打的感受，讓父母看到這些感受時，我覺得有些感動。亦假亦真，或許正是戲劇對於社會現實問題能有所影響的力量所在。

這次來台所演的劇碼Memory for the Absents，場景是秘魯還未曾遠離的暴力記憶：打著毛主義旗號，對不願合作村莊進行殺戮的光明之路游擊隊，以及為了鎮壓游擊隊，寧可錯殺一百的政府軍，特別是在高原上，造成了死亡、失蹤等記憶上的傷痕。團長Cesar說，至今，仍有許多原住民婦女穿著黑色衣裳，在安地斯山間，帶著十字架，也就是他們所剩的信念行走，試圖尋找失蹤的女性親友。雖然表演中有一些表達方式我無法完全理解，但仍可以強烈的感受到，被抓走、逃亡、警戒、被凌虐、歷劫歸來、確認失蹤親友已故等等經驗。

暴力，特別是讓人們失去自我、失去親友的暴力經驗，Cesar說，人們想要忘記。但是將當時失蹤者的經驗重演，將這些記憶獻給那些不在場者(absents)，中文劇名這次翻譯為不會忘得了，雖然我還不甚明白，但我總隱約覺得亦假亦真的身體重演，在這個區域具有一種強烈的力量。

要把Vichama介紹得更好，或許需要更多背景知識，但是借用拉丁美洲話語中常有的非現實比喻方式，就用Vichama團名的由來作結吧。Vichama是秘魯海岸地帶的一個神話傳說人物。從前有一位孤苦伶仃的喪夫女子，獨自帶著孩子生活，因為收受太陽神的恩賜，受到黑暗之神的嫉妒，將她的兒子殺害。太陽神將這孩子的身體各部位灑落在不同土地上，長出了各式不同的作物，讓這位女子的生活富饒，並利用女子所留下兒子的臍帶，再變出一個一模一樣的孩子，這孩子就叫做Vichama，但是他們的幸福生活被黑暗之神所妒，這次被殺害的是母親。Vichama對於村里怠忽職守的領袖們很生氣，在太陽神幫助下把他們都變成石頭，但往後，他為了補償自己當年在盛怒之下所作的事，總是沿著長長的海岸線走，將每個巨石與古墓裝飾得很美麗。Cesar說，Vichama這個人物的特質，就說明了劇團演員的責任，要將自己完全奉獻於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也要讓人的精神生活更豐富。

圖片來源：http://vichama-eng.blogspot.com/

像這樣的早晨

2007-01-26T10:11:00.000+08:00

今天還是跟平常一樣的時間起床，可是不知道為什麼路上車子少了很多，也許是晴天大家都提早一些出門了。

像這樣安靜、晴朗但是溫度不高的早晨，讓我想起在玻利維亞時剛起床的高原早晨。我們如果早起常常是因為要坐車去La Paz，從Laja的小廣場出發的小巴士，在安靜、晴朗、一望無際的高原上，順著筆直的泛美公路疾駛，公路旁會有背著沈重貨物的乘客招手，小巴士緊急煞車，搭載一早要通勤到La Paz買賣貨品的乘客。

打包貨品的通常是灰白的布袋，或者是在黃黃的高原上顯得鮮豔的aguayo。乘客彼此之間偶而會聊上幾句，不過通常在高原上都是很安靜的。

這種感覺，和住在城市裡的早晨，身邊通勤的人大部分穿著皮夾克、套裝的那種沈默不太一樣。

圖片來源http://www.macalester.edu/courses/GEOG61/amartin/altiplanoJust.jpg

最困難的事

2007-01-16T14:34:00.000+08:00

寫論文，是對論文裡的材料，也就是那些紛雜的現象，暫時找到了一個界定的方式。但是寫完以後，卻發現如何界定問題，還是很困難，或許比任何寫作過程都更困難。

最近碰到一個有點難的問題是，要怎麼樣去界定玻利維亞的社會運動？之前分類那三組關鍵字的原因，是因為我以為可以用幾種不同的角度，來討論玻利維亞的社會運動為了什麼原因而發生？要解決什麼問題？實際結果又如何？

第一種可能性，是從殖民動手，殖民歷史不只是一個對立、不平等關係形成的原因；更難以解開的是，彼者的內容如何被包含到自身當中，形成自身的一部份，進而變成抵抗彼者的策略形式。比如我說，以白人菁英界定的秩序、文明為依據，所建立的城市La Paz，循著可見、不可見的界線，區分了白人/印地安人、我/他，並且區隔了兩地可獲得建設資源的多寡；但是這個不平等的空間形式，被居住在都市邊緣的印地安移民包進自身，成為他們的一部份，並轉化成抵抗的形式：道路阻斷與大規模遊行。可是印地安人入侵城市，是為了什麼呢？如果是積極追求商業仲介的謀生機會、是一棟一棟類似於盆地底端有錢人的獨棟別墅，那麼這個挪用殖民者空間形式的抵抗策略，在實質內容上如何與白人菁英對未來、對美好生活的構想區分呢？或者追求的目標其實根本沒有區別？

第二種可能性，是從比較狹窄對政治的定義，來看待玻利維亞的社會運動。比如我說玻國的政黨政治，一般來說，政黨之間的關係是策略性結盟治理，而政黨與支持者間的關係是透過恩惠分配換取選票，換句話說，政黨無法作為玻國市民社會與國家的橋樑，所以市民社會的需求只好透過社會運動抒發。所以，我們要怎麼界定所謂的民主政治？用社會運動策略達到打開發聲空間的目的，是未成熟的民主政治嗎？或者它是另外一種實踐民主政治的方式？我們要怎麼界定公民身份？過去，公民身份在白人菁英的界定下，是一個（以白人為主印地安人為客來）混血的、以個人身分參與在市場經濟中的個體，他擁有投票權，但是他投出的選票並不見得代表他的政治意見，而是交換而來的恩惠；現在，公民身分是不是可以說多出了一種可能性：（以印地安人為主以白人為客而）混血的、以社群身分（如鄉間村社、城市鄰里集會）參與在政治生活中的？

最困難的一點是，就算採取第二種角度，看待玻利維亞的社會運動，究竟有沒有可能不觸及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的討論？因為此地民主政治、公民身分的意義，對照西方政治哲學後顯露的特殊之處，就是經過一段殖民、後殖民且不甚成功的民族國家形成過程，才彰顯出來。社會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要改變的根本結構，都與殖民脫不了關係。

而且最近玻利維亞發生的事情，值得觀察，卻也讓問題的界定方式更為浮動。原住民元首Evo Morales上任後，三大競選承諾已經推動了兩項：土地改革、瓦斯國有化，另一項目前陷入膠著狀態的是修憲大會。修憲大會的原意，是讓國內各個過去沒有辦法在政黨政治中發出聲音的利益立場，透過新憲法來搶佔地盤，修憲大會代表由各個地區推舉，選舉結果以執政黨佔大多數，但未超過三分之二，所以早該召開的修憲議程，至今仍在爭議，修憲條文應有多少比例代表支持才算通過。東部、北部以白人菁英為主要政經勢力的五省，爭取脫離貧窮、動亂頻繁但又是政治中心的西部高地而自治，已經多年；他們等不及修憲大會的爭議結束，最近在鬧自治。西部高地的民眾批評，這根本就是以自治為名的分離主義，無視於過去幾年社會運動努力的方向，要繼續倒貼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換句話說，現在的玻利維亞，面對的到底是什麼樣一個問題？當初透過社會運動，以及支持原住民總統上台進行改革，他們想像的是什麼樣一個政治體？這個政治體為什麼要包括白人菁英的、富有的、石化資源豐沛的省分，並排除他們依附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下的意圖？這不像是一個，弱勢族群爭取自治的問題，也不像是一個成立多元民族國家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似和原住民總統執政前，原住民對抗白人菁英執政者的態勢不同了，但是今日對抗「分離主義者」的西三省，恐怕也是持續著當初社運時，對一個理想中的政治體的想像吧。

圖片來源http://bolivia.indymedia.org/es/2007/01/38752.shtml

種籽

2007-01-09T10:39:00.000+08:00

昨日跟我的老師到北一，為北一、中山、建中三校的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學生講課，我們的題目是介紹人類學。去年的耶誕節已經大致講了一些，昨天老師留了一點時間給我，要我談在玻利維亞的事情，來凸顯田野工作對人類學知識性質的重要。說實話，從大三開始修課以來，人類學的特質、田野工作對人類學知識性質的重要性等等，早就背過許多有點模糊的感覺，卻不知所云的標準答案；不過自己寫完論文後，再重新聽自己的指導老師很清楚地講一遍，確有很感動的感覺，我想也因為我的老闆是一個對任何問題都認真以待、清楚陳述的人吧。

最後很可惜沒有時間讓聽眾發問，不清楚他們吸收了這些複雜的問題的多少比例，但看到其中幾個人認真的眼神，就知道那樣在我的高中年代不曾聽說的「社會科學」，已經在這裡埋藏一些種籽。重新把自己準備的講稿貼上來，作為一個記錄，畢竟其中許多的過程，也是我在這個部落格裡和你們交談所得...

今天我來這裡的任務，是要做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告訴大家一個正在學習成為人類學者的學生，在田野工作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樣的故事，好讓大家能夠模糊地感受一下，人類學的樣子。

首先我應該先介紹自己的背景，因為這可能跟我為什麼跑到南美洲去做田野有很大的關係。我大學四年念的是外文系，剛從高中畢業時，在唸書的時候，其實並不會意識到自己在讀的是什麼樣子的東西，對讀書本身沒有太大的興趣，反而覺得從社團學到比較多東西，我四年都在一個名叫自然保育社的社團，這個社團影響我最大的地方是，我們不斷地出去玩，在玩的同時，發現問題和思考解決問題的方式，從自然保育的問題、經濟開發的問題、地方勢力的問題、臺灣的原住民議題、環境運動的問題等等，這些經驗促使我在大學的最後兩年，同時開始修人類系的課，和參與關於原住民社區工作。其實不管是環境運動，或者是原住民社區工作，身為一個參與在其中的人，最痛苦的就是去想，我們做的事情到底對不對？如果是對的，為什麼我們無法說服別人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呢？為什麼大多數的人，都還是選擇擁有一個安穩的工作與家庭，將一些需要討論、需要改變的事情當作茶餘飯後聊天時的抱怨話題，並以「這個政府沒有用」、「臺灣社會很亂」這一千零一句作結呢？為什麼要人們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變一些什麼，在這裡竟是這麼困難的事？

我不知道你們對拉丁美洲的印象是什麼，不過當我在路上碰到朋友，說我的論文研究地點在拉丁美洲時，他們的第一反應大致可以有下列幾項：「拉丁美洲是一個很熱情的地方」、「是摩托車日記的切‧格瓦拉旅行的大陸」、「拉丁美洲應該很落後吧」、「墨西哥叢林裡的蒙面游擊隊：查巴達」、「阿根廷的探戈」，所以我們對拉丁美洲的想像，有失序的、野性的美的一面，也有反面落後、貧困的想像。我並不諱言自己一開始是受到這樣的想像的吸引：一個革命、批判與社會運動的聖地，其實我想去那裡最大的理由就是，我想知道，為什麼他們的社會運動可以有這麼大的規模？為什麼即便是庶民的運動，他們都可以連上一些結構性的大問題，而不像臺灣抗議的只是「焚化爐不要在我家旁邊」？雖然人類學課程不斷提醒我，不要事先對別人有刻板印象，我還是忍不住會想像，去到一個人人充滿批判性與行動力的社會運動聖地，這也造成我在田野時極大的情緒起伏。

我的田野工作時間，是從2005年二月底到整個三月，我在玻利維亞待了四十天，常駐的地點是一個小鎮Laja，我和學姐借宿在聖神婢女（SSpS）修道會的修院中，修會有一個婦女編織班，婦女們編織的毛衣、手套等將透過修會寄達德國販賣，通常我們會跟著教會修女的作息與工作，或者從小鎮Laja認識的人可以領我去拜訪現今連水電都還沒有的高地村社；另外一個地點是首都外沿的新移民城市El Alto，我也是透過同一個修會在當地的駐紮點，轉介我認識一個經常接待教會青年義工（多半來自德國）的當地寄宿家庭，大半時間我都跟著這個家庭的作息，接送小朋友上下課時在社區裡漫步、吃飯時在餐桌上聊天、媽媽的卡片刺繡事業、假日回到鄉下收割農作物。此外，我也經常到首都La Paz去，雖然還沒有認識的人脈，多半就是住在旅館，到城市廣場散散步、觀察別人在做什麼、胡思亂想一番，另一件最常做的就是窩到小書店裡，請老闆把所有關於社會運動的書都搬出來給我一本一本翻。

其實到那樣的一個地方去，所有生活中的小事都是很新奇的，有種隨處都是田野材料的感覺。有趣的事很多，不過我先針對和社會運動有關的東西來說。其實一開始還真不知道該怎麼開口說，我是來這裡瞭解社會運動的，語言的障礙加上不知道修女們對社運的態度，而且初到那裡還有太多其他新鮮事物好看好想，沒想到觀察有關社會運動的機會很快就來到了，我碰上了罷工。

當時我還住在Laja的修女家，罷工的消息漸漸傳開時，修女們每天晚上都會坐在電視機前關心國內情勢，因為罷工、道路阻斷實在對生活許多事情有影響，包括他們要怎麼樣接待一位遠道從羅馬來的修女？能不能到機場去接他，他在玻國的參訪行程又要怎麼辦？包括修女的妹妹要從另一個距離兩百多公里的省來拜訪他，能不能成行？見習修女要到首都La Paz去接受訓練課程可能必須中斷？家裡的小狗不小心誤食塑膠生病，卻也無法帶牠坐上車直奔城中的獸醫診所。修女們抱怨連連，抱怨那些帶領社運的領袖煽動民眾放下工作、犧牲了這幾天的收入，去完成一次不太可能會有效果的動員，派駐當地十多年的一位修女，還說其實很多住在El Alto人自己也不喜歡動員。其實罷工開始的時候，我必須承認我有點期待和興奮，從來沒想過真的可以在田野期間碰上社會運動動員，所以一直很想到車程約二十分鐘外的El Alto去看看真實的情況。但是修女勸告我們，動員時外國遊客特別容易被打劫，希望我們安全待在住處，本來那幾天，我早先是預計要搬到El Alto的寄宿家庭去的，卻因為罷工而遲遲無法動身，交通中斷也代表報紙無法從首都運送到小鎮來，除了電視新聞與廣播外，小鎮也陷入了資訊中斷、傳言卻不斷的狀態，田野計畫被打亂、資訊的中斷、無法親自看看社會運動動員的情景，再加上修女及其他小鎮民眾對罷工帶來不便的抱怨，比如在Laja收費站販賣麵包的婦女，在罷工期間交通中斷，一整天完全沒有收入，回到家可能慘遭丈夫毆打等等，這造成了我的矛盾與焦慮，我記得自己在日記上寫滿了身邊的人不喜歡動員的原因、他們對El Alto參與動員民眾的看法，然後寫下自己來到這裡之前的預設與假想，是多麼鮮明地同情社會運動一方，然後又希望這次動員早日結束，能讓我搬到El Alto去，聽聽他們自己怎麼說。

和位在El Alto的修會聯繫上以後，那邊的修女告知我們，情況已經暫時穩定，我們可以隨時出發；但是資訊仍然相對封閉的小鎮無從知道El Alto的哪個位置是不是仍然危險，所以Laja的修女其實是反對我們前往El Alto的，我們的執意出發，的確造成一些微妙的氣氛。隔天一大早，我們趁著修女們作早禱時，悄悄溜出門，和一位當地朋友會合，他剛好也有事要找El Alto的修女，陪著我們讓我們安心一些。由於仍在罷工期間，我們原本打算步行四個小時到El Alto，沒想到幸運地搭上一輛小巴士，巴士剛開始時都還算一路順暢，只是偶而地面出現路阻時（包括碎玻璃、石塊、鐵絲等），急速行駛中的車輛會突然橫移到對向車道以閃避這些碎裂物，到了靠近El Alto邊界處，司機停下車，原來是路上開始出現成排的人群，幾輛小巴士都停在同一個路段觀望，乘客紛紛下車，我們這一車有許多人是要到城內作小生意的，車上的乘客開始討論了起來，司機當下轉進了小岔路，這個新興移民城市的建設還不充足，鋪柏油的只有主要幹道，住宅區裡的小路基本上都是泥巴路，我們這時才發現原來小巷裡交通擁擠，所有的小巴士都轉進小巷，並且互相交換訊息，前面是否暢通、哪裡有抗議人群要閃躲等等。經過一個小時的抓迷藏，我們終於抵達El Alto的寄宿家庭。我想這是我在當地最接近社會運動動員現場的一次經驗，從我的感受去想像擴大千倍萬倍的緊張、衝突。

到達寄宿家庭的第一天晚上，國會仍在討論，是否接受總統因為無法安撫國內社運情勢而欲請辭的聲明。讓我覺得很訝異的是，當天晚餐的餐桌上，家裡面的爸爸就主動向我們提起最近發生的事。我會說很訝異的原因是，在台灣，有關於政治的討論，其實大半時候是大家日常生活中不願認真面對的一部份，比如爸爸媽媽常常會說，政治很亂、不要碰，大家在討論某件事的時候，常常會有人說，唉我不碰政治的，我們的很多常民文化裡，比如現在流行的一些社區型綜藝節目中，常常標榜，某個鄉鎮的小農民無論政治怎樣紛亂政黨怎樣輪替，他們都還是專注勤勉在自己的工作上，帝力於我何哉的那種價值。我們避諱討論政治，認為不討論政治，我們的生活才不會烏煙瘴氣、充滿憤怒與無力感，當然我們不敢討論政治也和台灣過去的歷史有關。我們猜測爸爸可能因為我們是外國人，擔心我們會因此對這個地方有所排斥與恐懼，所以很詳盡地跟我們解釋，為什麼最近會發生這樣的運動。他講述的過程中，我覺得更訝異的是，沒想到不只是社運團體或知識份子撰寫的運動文宣，連社區裡一個還算平凡的爸爸都可以清楚知道，這個運動和他們國家所面對的結構性問題，有什麼關連。他先告訴我，他們現在居住的這棟房子怎麼樣一點一滴蓋起來，關於土地和建屋的價格這幾年當中如何飛漲，然後就問我們，台灣的情況又是怎麼樣？然後就解釋政府與法國水公司簽訂的合約期限、服務提供狀況、水價的漲幅等等，我們又詳細問了其他生活費用像是電費、瓦斯等，才發現原來這些費用可以耗掉他們每月現金收入的一半以上。有一次我想解除我從修女和其他Laja民眾那裡聽來的疑惑，就在媽媽刺繡時問他，如果生活費用是這麼的貴，大家其實都是很需要工作賺錢的，為什麼那些領袖還要讓大家用這樣的方式動員，這樣大家不是要放棄好幾天的收入嗎？媽媽很慎重地放下工作正視著我回答說，並不是那些領袖喜歡，而是我們沒有其他辦法了。這句話背後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是我後來回到台灣繼續閱讀文獻，才漸漸清楚的，但是媽媽堅定的態度，卻是比什麼都令我印象深刻。

他們雖然不避諱與我談到政治、運動，但是當收音機裡宣布國會並未通過總統請辭，道路阻斷與罷工也暫時停止時，他們臉上還是露出放鬆下來的表情，我開始比較模糊地感覺到，其實他們不會落入任何一種我原本想像人的兩種樣貌，一種是腦海中裝滿各種批判意識、人道主義，對於任何形式的不公不義都要批評反對到底，另一種是只想求生活安穩不問結構是否有問題。他們當然希望生活可以安穩，但是他們所認定追求安穩的邏輯卻是我沒有料想過的。所以雖然我回到台灣後，論文當中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文獻，但我一直告訴自己，除了歷史背景的陳述、結構性政治經濟問題的鋪陳、運動當中的邏輯，還一定要把他們表達給我的，那種對於動員、犧牲即便傷痛、沈重還是要用它來爭取比較好的未來的心情，好好地寫出來。也許過一陣子回頭看，才發現也許這是人類學當中接近人文學科的部份，就是怎麼樣以一些相對主觀的東西描繪人的生活境況。

三組關鍵字

2007-01-03T11:59:00.000+08:00

最近在作的事情呢，有點難用很快的速度整理出來...

大致上是在安排一個長期的讀書計畫，
在定下書單以前，我必須對拉丁美洲，或者安地斯山脈區域相關社會運動的研究，
所討論的主題有大致的認識，
本來去年年底已經有三組關鍵字可以分類了，
但是目前還搞不清楚這三組關鍵字彼此間的關係是什麼...

真的很像在拼圖...
我希望有天這些關連，對我的讀者來說也變成有意義的東西

a. postcolonial study-modernity-subaltern study-race & ethnicity-gender

b. citizenship-democracy-civil society & state

c. cultural politics-history, memory and ritual-Andean utopia

圖片來源：http://bd.thrijswijk.nl/15puzzle/15puzzen.htm

對世界大同主義的另一種詮釋?

2006-12-14T14:08:00.000+08:00

這可以算是一篇，閱讀Mark Goodale(2006)對近年來玻國社群的詮釋，以及Benjamin Dangl(2006)訪談El Alto一群以hip hop音樂反應社會現實、表達抗議之意的年輕人後的報導文學，兩者的綜合筆記吧。因為世界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和上一篇文章的意見討論或許有關，所以先寫下來，跟它某種程度上作些對話。

Goodale這篇文章，對我來說比較像是在找尋研究切入的觀點，還沒有進入人類學一般習慣的田野資料細緻分析階段，他的論點我大致可以根據自己的觀察同意，但不確定他在文章中有成功證明了。他想說的是，近年來眾多以安地斯山區為研究區域的年輕人類學者，投入關於政治經濟面向的研究，試圖跨越過去以小社群為研究範圍時，只專注在儀式、象徵、社會組織等議題，將鄉民(peasant)描繪為一群與外在世界沒有關係的人，這樣的限制；但是他們也處理得過於極端，完全摒棄了與象徵面向有關的視角，Goodale想提醒大家的是，要瞭解玻國社運，象徵的一面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與他標誌玻國近年運動的性質--原住民世界大同主義(indigenous cosmopolitanism)，有密切的關係。

Goodale花了不少篇幅澄清，他所謂的世界大同主義和西方傳統刻板印象的世界大同主義有什麼不同。一般來說，西方傳統刻板印象中的世界大同主義，是基於道德的理由，將與自己有差異者納入一個政治的、實際的範疇--公民身份當中，這個刻板印象也限制了研究者，無法看到玻國近年來的社會運動，出現他所謂世界大同主義的元素。玻國近年來的社運，Goodale特別以El Alto年輕人的hip hop，以及La Paz高地區農民工會組織CSUTCB及其領導Felipe Quispe，兩者所呈現的社運樣貌為例，這些運動所表現出的願景，超越了1952年革命以來，所有的認同範圍：Aymara, Quechua, 印地安主義、國族主義、農民、工人。

新的運動不再附著於這些舊有的認同上，而包括了與其他國家原住民的關連（透過wiphala旗幟的共通象徵）、兩性平等的暗示、以及借用來自美國的hip hop音樂形式與服裝，混合西班牙語、Aymara語、Quechua語、葡萄牙語等寫出對El Alto日常生活的觀察與批判。但這些廣大的運動認同基礎，並不是基於常識道德的想像：「這是道德的，所以我們要採用世界大同主義」，而是一種戰鬥的工具；它也不是只追求工具性的、政治實踐的結果--公民身份界定，而是一種世界觀的表達。

說實話，我覺得目前他的論證還沒有完整的說服力，難道加入了更大範圍的認同元素，就可以說是世界大同主義嗎？不過有趣的地方，也是跟我論文有關的地方是，其實之前也有滿多研究提到，這些運動或許是在建立一種與現況不同的秩序，有人說是回復印加帝國時代的秩序，有人說是西班牙殖民安排空間下的村社(comunidad)運作方式，或者像是Goodale還未有定論的所謂世界大同主義。究竟這個地方社運所追求的願景是什麼？他們嚮往的世界長什麼樣子？的確與這個地區的象徵研究有滿密切的關係。

順著這個問題，我回想起前一篇文章的意見討論中，談論有關對臺灣社會的關懷，我們怎麼樣界定現在社會上有的問題？我們又有什麼樣的願景？因為我們都身在、生在台灣，對問題與願景的詮釋與界定，必然參與在那個磨合的過程中，就像去帝國一書的討論會那樣赤裸，不知道玻利維亞社運的問題界定與願景，是否也經過那樣的陣痛，或者也還在難產之中......

暫以El Alto一個Rap團體：Uka Mau Ke的音樂作結，2003年十月的瓦斯戰役結束後，他們的音樂被更多人接受了，那個十月，對El Alto有著太大的影響，年輕人Issa這麼說。Uka Mau Ke有一首歌在描寫這個黑色十月，歌曲一開始，就是講西班牙文帶著美國腔的總統Goni說「我不會辭職的，我不會辭職的」，背景音效是機關槍掃射與直昇機來來去去的聲響，接著曲調才正式開始；

我們被動員，動員來守住街上的路阻。
我們被動員，沒有注意到我們是在殘害自己的手足。
腐敗的政府閉著眼睛，看不到這個社會的現實情況，
好多人最後走向貧窮與偏差行為，
這是他們要求正義的原因。

我們聽說有人犧牲，
八十個百姓、五個警察和一大群傷患。
我們處在比戰爭還要糟糕的狀況中，
彼此殘殺，
沒有解決之道。

圖片來源 http://www.gratisweb.com/RAZAINSANA/UKHAMAUYKE.htm

參考文獻：

Goodale, Mark 2006 Reclaiming Modernity: Indigenous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 in Bolivia. American Ethnologist 33(4):634-649.

Benjamin Dangl 2006 Rapping in Aymara: Bolivian Hip Hop as an Instrument of Struggle. http://upsidedownworld.org/main/contnet/view/427/31

所謂個人關懷

2006-12-09T23:18:00.000+08:00

這是我與Shanta借住玻利維亞高原上的小鎮Laja時的房間，我們經常就這樣對坐在書桌的兩端，各自記下共同度過的每一天當中，兩個人關懷類似，卻可能有不同觀點的時刻。我們記下那些每日隨時勢飛揚的塵埃，希望有天塵埃落定時，我們能清楚述說自己......

最近，很多朋友問起一個，我聽到的時候就會心裡揪成一團，表情很冷靜，但其實在心裡扭來扭去不想正面回答的一個問題：「所以你到底最後想要作什麼呢？你關心的是什麼？你在台灣做過的事情，在你從玻利維亞回來以後，現在又是什麼意義？」當一個問題被問到，我算算，一、二、三、四、五遍時，已經超過三人成虎的程度了，就算沒有一隻老虎押著我，我都得想清楚才能安然生活下去。以下是一個並不假裝有因果關係存在的回答。

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去蘭嶼，回來以後，正好是輪到我與L及H一起在迎新茶會放幻燈片、說故事騙新生進保育社的時候，我記得當時的自己，想的事情是，我們到許多的地方去玩，碰到的不只是動物植物，還有人，我們對於自然環境及生物可以有很單純的喜愛，可是我要怎麼認識、看待我在旅途中所認識的人，這些人不只是像「草地狀元」節目裡面一貫表現的，為了自己的生活努力耕耘、創造，也不只是 “很有人情味的臺灣人”，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歷史，和它在整個臺灣社會中的政治經濟位置，我想要知道，除了最直接的相處以外，對於別人我應該知道些什麼？

蘭嶼把我推向人類系，我想知道，這樣一群我們慣於用族群、文化以標誌不同，卻又常常為他們貼上漢化、文化流失、觀光化的標籤的人群，到底我要用什麼方式，來一層一層瞭解，他們身上發生了哪些事情？暑假回來以後，我開始到人類系修課，甚至還一步步走向考人類所的路。

大三還做了另外一件事，是關於台大農場生態池，那時候心裡常常想的是，很厭煩聽到人們對身邊現象的批評也許頭頭是道，但我們為什麼不能試著找到改變這些情況的步驟與管道，這樣的情況。

大四決定要繼續念研究所，想來是因為對當時W說的一句話心有所感，「想要學習一種看待世界的觀點」，否則二十多年來茫然地唸書考上大學，似乎不只是為了找個好工作吧。想來有點可悲，我什麼都不想的天真童年，似乎比少數早開竅的人延長了好多好多，大學生應該有的認真思考生涯竟在尾巴才開始，並決定以碩士班作為一個比較痛苦但可接受的延長。

大四還做了另外一件事，在人類系修課聽演講常常也會有很不安的時候，比如談到社會實踐的時候，在研討會的場合，如果有學者不小心講到政治敏感的內容，被在場的原住民聽眾嗆聲時，大家其實是不知道怎麼處理的，他們的尷尬讓我感覺更尷尬，「我們怎麼可以對這樣的狀況感覺尷尬呢？！這些原本就是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阿！」我心裡這麼想著，所以我想找一種機會，一種一面讀書，一面實踐的機會，在這個情況下，我在地理系的演講上碰到Lin。我記得演講結束後，我跑去問Lin：「老師，剛剛聽說你們的團隊在作行動研究，我想知道你們平常都念什麼樣的書？」老師有些尷尬地說，其實唸書的時間與精力少之又少，不過他倒也是很想好好念唸書，歡迎我先到他們團隊看看再說。

從大四開始，一直到研一，我在部落地圖的團隊待了一年半左右，在工作團隊裡，我常常是「實踐者不滿的人類學學院代表」，老師常常跟我談起臺灣人類學者對原住民議題的陌生與冷淡；在人類系，我則是「人類學者不滿其實踐而可能造成更具災難性後果的實踐者」， “各種行動，若在未對部落權力結構清楚瞭解（注意權力結構可能包括深遠的社會文化特徵…）為前提，有可能原本的善意會更加深部落的分裂與壓迫關係。” 我記得研一時，我寫了一篇自選題目的期末報告，我選的題目是，人類學的社會實踐與學術倫理，雖然不記得報告最後有什麼安定自己的結果，倒是記得那樣一個痛苦的過程，因為遍尋不著好的文獻，老是找到在討論書寫或者智慧財產權的倫理討論。

剛進人類所的時候，我和大家都以為自己會作泰雅族，我的口試研究計畫題目，是想要知道泰雅族的政治運作方式，那時候想做的事情是用這個理解來幫助部落中運動的推展。部落地圖團隊做的事其實很雜，因為和部落的朋友建立關係，必定時常接收到他們十萬火急的求救，有時候是縣政府要把溫泉賣給私人大飯店，有時候是傳道因為支援基進運動，成為財團與黑道威脅及綁票的目標，關於土地與自然資源的衝突多到爆炸，我們總是在每次的團隊會議中，不斷地討論我們到底最終想做什麼？救火還是要盡力救，但是部落地圖這樣一個更為緩慢步調的工作，其實是很天真的想藉由作地圖的過程，將部落耆老的口述史、生態智慧等藉由這個過程與忙於生活賺錢的青壯一輩連結起來，希望一種永續的土地利用方式與視野，以及部落政治自決的美夢，可以在固執的老人家過世後還繼續存在希望。

為什麼我後來還是離開了呢？或者說放棄以部落地圖的基礎來寫碩士論文。一個原因是，我覺得在台灣人類學目前對泰雅族的累積當中，要作一個與當代政治有關的題目，必先清除的障礙實在太多；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當初參加部落地圖的團隊，就是因為對「改變一個我認為不對的結構」的方式有興趣，而以泰雅族的政治運作方式作為一個問題意識，是因為我以為，有了初步的理解，或許對於團隊與部落溝通「什麼是重要的問題？該怎麼作？」能減少雞同鴨講的情況。

但在抉擇論文究竟要作什麼的路口，我突然不知道為什麼我要費盡心思去瞭解一群人，然後再考慮怎麼樣有效與他們溝通我的理念，然後這樣我們可以一起改變這個結構。為什麼花了一年多時間與他們討論溝通的事情，仍然對他們來說是空中樓閣，我作的事真的有意義，可以長久嗎？為什麼，所謂改變結構的想法，在我們解決問題的選項中如此不切實際？為什麼所謂的社會運動，在台灣要進行，有這麼多必須清除的障礙？

所以我跑到拉丁美洲去，因為很想知道，運動這麼蓬勃的地方，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對於解決問題的方式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我們對於運動的態度這麼壓抑？我去了，我回來，然後論文也寫完了，我還記得自己在當地碰上罷工與道路阻斷的那幾天，不斷壓抑自己內心覺得很興奮的衝動，不斷記下周遭不同身份人群對這次事件的看法，事情很複雜，我很欣慰自己可以片面感受與記錄到這樣的複雜，但是這個複雜對我來說卻也是可以用邏輯與同理心理解的，參與運動的理由有積極面也有無奈面，但是這兩面卻都讓我覺得可理解；不可理解的是我們在台灣常常選擇用感嘆的方式結束社會議題。

埋首在論文裡面的日子暫時結束，漸漸開始對過去完全冷感、不知道從何理解的臺灣政治開始打開心房，想要知道我們經過了哪些事，讓我們對社會運動作為一種改變的方式，受到這麼多的壓抑；為什麼換了一個政黨執政，社會不公的議題並沒有獲得更好的結果，他們不是過去推動臺灣民主化的人嗎？我知道一定有些人思考過這些問題，並且有一些可能的答案，所以我必須逼著自己去看。

真是一段混亂的過程，所以我到底關心的是什麼呢？學問作出來的成果，很多時候直接可以作的事只能很小，比如我希望在台灣從事運動的人，有興趣看了我的論文，可以讓我知道，建立在對拉丁美洲例子有更深入理解的基礎上，我們對臺灣的運動經驗，有什麼可以進一步思考與實踐的地方。如果不論目前這份學問可以達到的效果，而是我所希望的更好的未來，那應該是一個，各種形式的批判與運動，不再是帶點危險與叛逆卻又因此吸引人的邊緣事物與年輕時代的大麻，就那麼樣地終止在年輕時代；而是順理成章的一種解決問題可考慮的方法之一。

開端：2000水資源戰爭

2006-12-07T11:36:00.000+08:00

A woman confronts the police during the popular uprising against the privatization of water. Cochabamba, Bolivia, 2000.
Photo: Tom Kruse

偷懶了好多天，其實一直有在醞釀下一篇文章，只是總沒有準備好的一天Orz........

從2005年底，第一任原住民總統Evo Morales上任以來，玻利維亞的政策變革，就經常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包括瓦斯國有化、將土地重新分配給無地農民等改革，都是Evo Morales上任以後，國內與國際輿論、評論緊盯的方向。大家都在看，這個新上任的總統要怎麼在各方壓力下求生存。

所謂的壓力，首先來自那些衝著他的競選承諾投票給他，較接近原住民、生活較貧困那一塊的人民，從2003年與2005年社運的動員能量來看，萬一Evo Morales沒有兌現競選的承諾，實在難以預料社運會不會再次將他們捧上位的總統推翻；其次是較接近國內白人地主、資本家，以及跨國公司一方，極力防堵玻利維亞「左傾」之後，土地被強制收回，或者投資利空的情況發生，大家也在看Evo怎麼防止抽資的潰堤現象沖垮玻國經濟。

這一切都還在變化之中，但是現在可以整理的是，關於這些急轉直下是怎麼開始的？玻利維亞的"社會運動"故事，如果要倒著說，可以說到很遠很遠的以前，但是2000年是一個特殊的開端......

2000年的水資源戰役(Water War)，應該放在2000-2005這六年的社運與玻國政經、社會局勢的轉變下來看。它所具有的意義，可能包括開展了這六年運動的新動員模式，它的成功也讓社運的信心大增。

這一系列關於水資源戰役的文章，要處理幾個議題：

（一）水資源本身在玻利維亞具有的意義，包括對水的分配與掌控如何作為地方社會組織的能量來源，地方政治體系（地方選舉）又如何利用水資源對選民進行政治操弄。水，在這裡不只是用什麼來刷牙洗臉煮飯的問題，更是權力(power)的對象之一。

（二）放在2000-2006年社運造成的改變脈絡中來看，關鍵的問題在於，玻利維亞在二十世紀末面臨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所帶來的衝擊，基本服務私有化，並且過去最強大的社運動員基礎—礦工也面臨解體時，私有化衝擊的對象是誰？大規模社運動員的基礎發生什麼改變？動員基礎的改變是否意味社運團體內部能更為民主化？這次運動對2003年的瓦斯戰役又有什麼影響？

（三）我們慶祝了2000水資源戰役的成功，慶祝了人民意志與力量的表現，2000年以後，Cochabamba市的用水問題是否得到解決？如果還在努力當中，是哪些原因造成的？2006年起，新任原住民總統Evo Morales進行一連串改革，包括天然氣國有化、土地重新分配等，Cochabamba的水問題有什麼新的進展？始終對Evo Morales保持距離的Cochabamba社運領袖Oscar Olivera，是否也代表著水資源的運動將繼續作為玻國社運民主化的嘗試先鋒？

圖片來源 http://www.narconews.com/Issue34/article1084.html

小提琴革命曲 -- El Violín

2006-11-23T11:53:00.000+08:00

昨天早上去看了一部金馬影展的片，是墨西哥導演Francisco Vargas的小提琴革命曲(El Violín)，縮在戲院的椅子上哭到不行，照理講這應該不是一部悲情或煽情的片，而我也不是因為這樣的理由才流淚。

故事的大概呢，是墨西哥一個小村裡，住著會拉小提琴的老爺爺Plutarco，他和兒子還有孫子早晨會一起搭便車到城裡，沿路走唱，他拉小提琴、兒子彈吉他、孫子收錢。不過兒子到城裡，是為了偷偷和其他一起從事游擊隊地下工作的伙伴聯絡，兒子不希望老爸爸知道太多，以免到時候老人家被拖累，不過老爺爺總是喜歡問上一兩句"Qué paso?"(現在情況怎麼樣了？)

不過偷偷在每個小村莊散佈網絡、埋藏武器的游擊隊活動，還是被政府軍所鎮壓。消息傳的很快，一個一個的小村莊，男人都被抓起來，女人小孩和老人逃跑暫時躲在山裡，軍隊在村莊裡設了檢查哨，天天拷問男人們武器藏在哪裡？首領躲在哪裡？Plutarco住的村莊也不例外，但是游擊隊已經要開始革命行動了，大批的武器卻還藏在玉米田裡，怎麼辦呢？瞞著兒子，Plutarco每天騎著一匹小驢子，背著小提琴，回到危險的村莊，駐守的軍官被Plutarco的提琴聲打動，漸漸信任他。Plutarco就偷偷回到玉米田裡，偷藏一些彈藥在琴盒裡帶給游擊隊。

我在兩個段落流淚了

第一次是村莊被搜查、火燒後，老弱婦孺逃到山裡頭紮營，小孫子坐在爺爺的膝上，問他何時可以去找，被軍隊抓起來的媽媽和妹妹，Plutarco說了聲"Luego"(過一陣子吧)，小孫子問"Por qué?"(為什麼？)，爺爺沒有正面回答，卻說了一個傳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神創造了世界
他們創造了土地、風、水、火
也創造了男人與女人
但是有一個神惡作劇
把嫉妒和野心也放到人的身上
其餘的神知道了非常生氣
將這個惡作劇的神嚴厲地懲罰了一頓
也將擁有嫉妒和野心的人抓起來
但是他們之中有些人逃掉了
並且數目越來越多
他們想將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據為己有
包括那些原本是善良的人的東西
善良的人非常痛苦
向神求助
神卻說
這一切要靠你們自己去爭取
因為你們生來就是為了戰鬥

爺爺停頓了一下
小孫子問 "Y luego?"(之後呢？)

但是因為有野心的人變得越來越多
也越來越強大
所以善良的人告訴自己
我們要等待時機的來臨
總有一天我們會回到我們的森林與土地

小孫子已經快要睡著了"Cuando?"(那是什麼時候呢？)
故事的最後一句話是
"Pronto."(就快了)

電影中，爺爺陳述這個故事時的運鏡
是從爺爺抱著孫子布滿皺紋的手
到橘黃色的火堆
再到火堆旁的灰燼
灰燼旁的石塊
石塊旁的大樹
沿著樹幹往上爬
到夜空中的滿月

神話傳說，用來向孩子解釋，為何今日我們這樣生活？必須努力爭取和平，為此戰鬥的想法，透過神話傳說也是如此自然地印在孩子的腦海中。

身為一個老者，Plutarco戰鬥的方式是柔軟的，他用音樂。檢查哨的長官對Plutarco說，其實我小時候就好想學小提琴，可是，根本不可能。從爸爸死的哪一天開始，每天都是戰鬥，於是就變成了現在Plutarco看到的這個樣子。說到爸爸死後不再可能學音樂的時候，Plutarco表情稍稍變了一下......

終究，Plutarco偷帶彈藥出村莊的事情還是被發現了，兒子參與游擊隊行動也被捕，兒子被帶回村莊審訊時，軍官對Plutarco說，你做什麼我都可以原諒你，只要你拉琴給我聽。Plutarco看到兒子被捕，堅決而緩慢地將琴盒扣上，"No música más"(不會有音樂了)。軍官掏出了手槍，鏡頭就轉為黑色了。

在發覺事跡可能走漏的那天晚上，Plutarco曾教小孫子唱過一首歌，歌詞裡有回到森林也有回到土地。故事的最後一幕，是小孫子背著爸爸遺留下來的吉他，和爺爺留下來的手槍，帶著另外一個小女孩，四處走唱爺爺教他的最後一首歌。對爺爺來說，音樂包藏著革命的行動，所以神話和音樂，就這樣將等待革命時機的耐心傳下去......

Plutarco去向領主借驢子時，領主曾問他，告訴我，那些人為什麼堅持要反抗？

Plutarco只說了一句"Patrón, somos gente de paz."(領主先生，我們都是愛好和平之人)

他沒有說謊，而唯有獲取正義，他們才得到和平。

圖片來源：
http://www.jamesweggreview.org/reviews/filmdvdvideo/the_violin.html

為書架上標籤

2006-11-21T13:45:00.000+08:00

冬天到了，趁著短暫陽光灑進書房，照得書架邊灰塵以金色的型態漫舞的片刻，踮起腳尖，拉長身子，為這個小書房高高的書架，貼上標籤...

希望未來一篇篇的小文章，可以上到幾個書架裡：

(1)拉丁美洲--歷史、人類學與文學： 希望可以將幾個拉丁美洲大國（研究較豐富、經常成為舉例典型的國家，例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瓜地馬拉）的政治史，包括西班牙殖民治理的區域差異，以及政治相關的人類學及歷史研究背景補上。另外，在拉丁美洲，社會運動者、政治家、社會科學學者與文學家的界限似乎模糊不清，所以書架上也可以擺一些小說或我常常看不懂的詩集。

(2)玻利維亞--反抗與社會運動史：
從1952年國家革命，將錫礦國有化之後，一直到1985年採行新自由主義經改，將國有礦場解散，這33年來，玻利維亞擁有拉丁美洲世界數一數二強悍的礦工工會組織及運動；但礦場的解散也造成工會運動的死亡。一般論者皆認為，近幾年來反對自然資源與基本服務商品化的運動，顯示出玻利維亞社運並沒有因為工會的沈寂而落沒，反而透過地域性的組織開啟一番新風貌。透過工會動員的社會運動，是不是二十世紀後半影響玻利維亞政局的主要運動呢？或者其他職業區塊或地域也有同等重要的社運？二十世紀以前的原住民反叛，對今日的運動來說具有什麼意義？現今玻利維亞幾個主要的社運組織，又是如何運作？

(3)玻利維亞—讀報：
這部分希望可以每日讀玻國大報，以及幾個獨立媒體網站的消息，與政治、社運相關的部分消化、彙整。大約要配合上對2000~2006年社運造成政治、經濟、社會情勢變化的整理。

(4)臺灣—政治史與社會運動：
並不期許自己在現階段就可以做到比較兩地社運，或者透過異文化的例子批評時政的工作；只希望認識玻利維亞的方法，作為一個起點，來關照這個自己一向不知道該如何談起的地方與議題。同時，我猜測這也是小書房的訪客，最可以幫忙我思索的一部份。

圖片來源：http://www.readingtimes.com.tw/books/ax/cats/mao.gif

在「日落」開工

2006-11-19T14:08:00.000+08:00

"如果我能找到一種語言來重現那些現象，那些如此不穩定又如此難以描述的現象的話，如果我有能力向別人說明一個永遠不會以同樣方式再出現的獨特事件發生的各個階段和次序的話，然後----那時候我是這麼想的----我就能夠一口氣發現到我本行的最深刻秘密：不論我從事人類學研究的時候會遇到如何奇特怪異的經驗，其中的意義和重要性我還是可以向每一個人說個明明白白。" ______出自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日落〉

在一連串拖拖拉拉的過程後，我的部落格終於還是開工了。之所以拖拖拉拉，是因為我多麼希望這個空間，能準備好一點再打開，歡迎訪客進入；不過終究還是體認到，不同的時間段落，可以做到的事情不一樣：在花費總共可以算是一年的時間寫出碩士論文，也從別人閱讀與聆聽的反應得到一些回饋後，我想目前應該是一個，適合整理這些回饋與我所缺少的那些知識板塊，再度出發，四處搜尋、大量吸收、稍做整理、與各式各樣對拉美社運感興趣的人討論的時刻。所以，我在「日落」開工......